右派归来：无味的末班车
80余岁的甘粹没有子女。除了老伴，他最亲近的“亲人”是建国门附近通惠河公园的几只流浪猫。他会每天提着布袋，装着猫粮去找它们，知道它们各自的就食地点。
甘粹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被打成右派，此后发配到新疆南部喀什劳动营，一直到“拨乱反正”才得以回到北京。帮助他平反的同学陈敏记得，初次从南疆回北京的甘粹一身长年未换洗的衣服，不敢在沙发上落座，她立刻带他买了一套新衣服换上。
(青年甘粹和林昭)
甘粹的未婚妻林昭也被打成右派，两人要求登记结婚却被拒绝，称“右派结什么婚”。林昭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文革”中被处决，甘粹回到北京时孑然一身，住在单身宿舍里。几年后陈敏给她介绍一个去新疆支边的女知青，结婚那年他已经近50岁，爱人当时40来岁，离异有一个孩子。“这个世界并不好，不打算让孩子来世上受苦”，自身的经历让甘粹放弃拥有后代，但年龄或许是另一顾虑。
已有婚姻家庭的右派，像《归来》中的陆焉识那样历劫团圆者是例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活困境下，婚姻和家庭都难免解体。
顾准原本伉俪情深，但妻子汪璧一再遭遇政治压力，在“文革”中出于孩子们的前途考虑与顾准离婚，不久自杀，子女也和顾准脱离关系，顾准几年后在妻离子散中去世，和母亲亦未能生前谋面。今天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的墓地丛林里，一块普通的黑色石碑上刻着“顾准、汪璧之墓”，由子女们共立，算是这对被时代悲剧活生生拆开的夫妻死后团聚。
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刘显声，57年被划为右派，送农药厂劳动改造。64年他和厂里的一个女工结了婚，生下了大儿子。“文革”开始，他作为“牛鬼”被撵出红海洋北京城，落户到老家辽宁海城，因为偷越结冰的松花江试图去南韩，结果被“小兄弟”北朝鲜交割回来，坐牢8年。
期间无法维持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另嫁，等到刘显声出狱接回大儿子，儿子会唱东方红，但已经不说话了，也不知道1加1等于几。刘显声没有去问这8年里发生了什么。他带着大儿子回到农药厂住了下来，闻着弥漫的农药气味直到厂子倒闭。如今近80岁的他和不说话的儿子住在一间宿舍里，带着儿子起床吃药喝水上厕所下楼锻炼。他担心的是，一旦自己去世，这个没有单位、亲人，甚至没有正常智力的儿子，将何以在世上度日。
少数历经劫难、背负政治压力保存下来的家庭，其间都经历了生死一线的危机，在物质条件被剥夺干净的情形下打入另册，单单靠着人性的光辉支撑下来。
譬如胡风的妻子梅志，在胡风入狱后带着三个孩子在“反革命家属”的烈日下求生，之后自己也被关押，数年后才得知胡风下落。“文革”中，胡风在四川狱中精神崩溃屡次试图自杀，梅志更是自愿以无罪之身入狱坐牢，只为了挽救胡风的性命。直到“文革”结束，两人才一同从牢狱回到人间，晚年梅志写下《伴囚记》一书，为对抗强权的人性光辉留下见证。这样的坎坷历程，早已不再是她早年擅长的童话故事。
(青年胡风和梅志)
有一部分右派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搭上了快车，走到了时代的前列，譬如江平和张思之、茅于轼。但对于多数人来说，漫长时光的耽误使他们在时代中退化，平反得来的更多是一个待遇，在迎头赶上的新一代面前力不从心，只能勉力进行人生补课。对于他们来说，历劫之余归来的人生，更像是无味的末班车。
此外，更多的是那些埋骨荒野，从未有机会归来的亡魂。譬如夹边沟和峨边沙坪农场的成千上万饿殍。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中，描写了一位前往农场探视却得知丈夫死讯的“上海女人”。这位上海女人亲手挖出丈夫被割食残缺的尸骨，找来汽油烧化，将骨灰带回上海，算是终究带着丈夫“归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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