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归来故事并不温情动人，而是乏味寒伧，甚至归不来。
文|袁凌
电影《归来》以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为蓝本，讲了一个犯人从“文革”前后的劳改营历劫归来，与家人团聚，重寻亲情记忆的故事。主人公一家历尽曲折团圆，人性的温暖感动了满座观众，湿透了一地纸巾。
(电影《归来》剧照)
但从现实中来说，从政治年代归来的劳改或者劳教人员，以致留场就业的“二劳改”和“二劳教”，他们的归来故事可能并非如此温情动人，而是乏味寒伧，甚至没有归来的机会。
这样的情形不只是发生在类似陆焉识这样的普通人身上。即使是高官或者社会名流，当他们在建国后漫长年代的某次政治运动中被翻手打入地层，十几二十几年后归来，也是如同百年身，难以回头。在时间被强行掐断、看似凝固不动的囚徒岁月中，消逝的不仅是青春，还有亲情、事业、理想，更多时候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和户口。只有少数人拥有陆焉识的幸运，只有更少数人能够从头再来，找回荒废了的青春和事业，重新获得家庭、事业和尊严。多数人实际已失去了“归来”的机会。甚至很大一个群体到了今天，仍然面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的遭遇。
这是一部电影无法完全揭示的。
出秦城记：此门走出也无家
1976年，关押9年的秦城囚徒李锐终于走出了燕山脚下的铁门，却无家可归。他的妻子范元甄早在庐山会议之后就离了婚，子女也与其决裂。四顾茫然的李锐，吟出了“此门走出也无家，一阵春风两眼花”的诗句。相比之下，铁门之内倒好像算是习惯了的旧居。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的政策，仍是戴罪之身的李锐被重新安置到他被抓之前下放的安徽磨子潭电站，生活自理。
(李锐)
一位在电站工作的上海女知青爱上了他，可是不久就被调走了。两年后女儿李南央来到磨子潭，父女在电站水库边长谈庐山会议内幕，消除了长年隔阂。为表父女团聚和解之情，李锐拿出当初打算送给上海女知青的一条裤子送给李南央，作为见面礼。这份贫乏年代里卑微的礼物，李南央虽觉尴尬仍只得收下，心里决定替父亲奔走平反。好在不久之后，李锐终于回到北京。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师哲，曾任苏联肃反部门上校，“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关入秦城。1975年5月师哲出狱，面临的是比李锐更尴尬的处境。组织安排其住在招待所，师哲不明就里要求回家，前来看望的子女亦不便说明。回到西廊下2号的家中，妻子周惠年见面后就避入里屋，随后虚脱晕倒，儿女忙于照顾母亲，师哲一人在饭厅坐了一夜，天亮后又回到招待所。此后才知道妻子已在“文革”中与其离婚，她解放前曾经被捕，有自首嫌疑，“文革”中屡遭批斗，与师哲离婚实为自保和子女前程，师哲亦无可奈何。
以后师哲一直单身，由组织安排生活，女儿师秋朗常去看望他，发现他从外到内都像个男版“白毛女”，不仅幽闭于密室多年，头发皮肤全白，且语言与时代脱节，一开口就是50年代的语言，不了解“文革”和以后的社会，父女几乎无法对话。他虽然出了狱，也由组织安排当了社科院的顾问，却顾而不问，只是沉浸在昨日的世界和对毛泽东的追忆里。
杨帆与家人团聚的情形一波三折。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杨帆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由于“特情”战线的高风险，杨帆在50年代初就像《风声》中的人物一样遭到清洗。以后先后在功德林监狱、秦城监狱关押二十余年，1975年走出秦城，安置遣送到湖北沙洋农场，心智却留在秦城囚室的迫害阴影中，经常自言自语地跟想象中“控制的电子”交谈，和今天的许多上访者一样，相信有一套看不见的电子发射系统在控制他的大脑电波，并且自认为“天天在和周总理说话，说我老婆孩子被保护在北京。”
1978年妻儿去农场探望杨帆，见面后受到杨呵斥：“你们要自重，不要冒充别人的家属。我知道你们是江青派来的……”随即破口大骂。妻子想尽办法接触也没有用，杨帆见了就跑。妻儿无奈要回京了，杨帆破例请他们吃饭，却在席间郑重地说：“今天这顿饭是组织上让我陪你们，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
以后杨帆被接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插队回来的女儿轮流在病房照料，杨帆已不认识她们，只好以护士名义出现。一天，三女儿主动告诉他，自己不是护士是他女儿，杨帆还不相信，但对她们的体贴照顾也很感动，因此勉强说：“我有女儿，你们叫我干爹吧!”亲女儿认成干女儿，骨肉不相识，这是秦城监狱单身牢房结出的“奇异果”。一年多之后，杨帆才逐渐回归正常。
秦城是专用关押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监狱。从秦城走出的囚徒遭际如此，更可见普通囚犯归来的艰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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