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位”的明星
“敏感时期”的文工团里，明星们显然处在最敏感的部位上。
舆论的集中关注也滥觞于与团内几位明星有关的新闻：军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驾宝马车打人，后又卷入轮奸事件；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驾驶无牌车、军队牌照豪车、“套牌车”违章等事件。尽管后者持手写致歉信鞠躬致歉，但连续的负面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于这个神秘团体的想象。
陈先义直言不讳，大批社会化“明星”的加入，使得部队文工团的形象危机凸显。同时，商业演出市场上“走穴”活跃，“歌而优则仕”也不再新鲜。
据《解放军报》报道，歌唱家李双江为专业技术一级，对应享受中将级别待遇。《人民海军报》则报道，2008年，时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的宋祖英经过专业技术级别调整后，待遇已相当于少将。
“将军”称谓，在文工团外被误传。
早在1988年6月，解放军开始实施文职干部制度。条例规定，对文职干部并不授予军衔，只享受对应军衔的待遇。着装上，文职人员的胸前有一条飘带，肩章上配有六角宝相花，从而区别于一般作战部队军衔的五角星。但这些细节鲜为人知，07式军服的出现，使得上述区别更显式微：佩戴在左胸前资历章，反使得文工团的明星们显得“位高权重”——通过资历章换算，不少文艺明星已经达到正师乃至正军级。所以，他们被错误地称呼为“将军”就不足为奇。
“女性，年轻，又是 将军 ，所以容易引起争议。但是，有的人到了那个职位必须给她级别。”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许多人唱一首歌，火了，调一级。但是火了的终究是少数，推上风口浪尖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军队崇尚来自战争或军事行动的荣誉，“歌而优则仕”触发了军内的不平衡感。通常，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的摸爬滚打和千挑万选，就算当上团长、师长，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这样的失衡为可能进行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你看我的老乡潘长江，一进部队，就师职干部了，我都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师职干部）。”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认为，要设法解决好“唱一首歌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务”的现象。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一段军中故事：某集团军军长在一次文艺汇演之后大发雷霆，“以后也不许再请他们来。”原来，被请来的文工团明星们摆架子，在部队的热烈欢迎面前还戴着墨镜不愿下车，令这位军长十分恼火。
“双面”文工团
“明星”之外，普通文艺兵的生活并不光鲜。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说，“他们大多很清贫，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对象”。
对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普通士官苏雷（化名）来说，每月两千多块钱的士官工资，难以维持三口之家的花销，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做家教，“教孩子吉他、二胡，每个小时收费60块钱”。
“恒大开价最起码都是八千的工资，好几个团员都去恒大了。我们签约的才两千多。即便是有编制的，副团才四千，正团才五千。”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说。
多名现任或曾任职文工团的演员说，收入不高，纪律严格，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很少。演员张译甚至说，“部队文艺团体对于男孩子来讲很难熬”。
进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训练房之前，必经一面军容镜。它的左右分别挂着写有“纪律规定”和“处罚规定”的牌子：从上场到谢幕，几乎每个小细节，都有纪律的要求。如果违反这些纪律，视程度轻重，处罚的方式分别是“处分”、“降级”、“转业”，或者“复员”。
这面老旧的军容镜上似已有一些不易擦去的斑痕，但是左右两边的纪律条款，从未变过。
“地方演职人员出现失误，顶多引来观众的嘲笑，而部队演员一旦失误，很可能就会被上升到 政治错误 的层面。”某歌舞团歌剧演员张华（化名）记得，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革命老区的巡演中，关键时刻忘词，惹来台下观众嬉笑。此事被领导严厉地批评为“不严肃，思想政治意识淡薄”。
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透露，现在各大军区文工团都超编，签约的人都是文工团养着，但是人还是不够用。
因为缺人，一支历史悠久的文工团已经下调了招人的门槛——身高要求从至少1米68，降到了1米64、1米65，却仍捉襟见肘，“我们每年还要去不停地看，不停地招。”
尴尬却也就此出现：如果想继续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优势，需要大量的资金、齐整的队伍和充分的社会认可度。然而摆在面前的却是有限的资金、紧缩的编制和暧昧的市场定位。
战士文工团舞蹈队正在排演的舞剧《三家巷》让他们引以为豪。但参演演员四五十人，其中真正拥有军籍的不过二十人，其余的大多属于非现役签约人员，也包括临时从某企业抽调前来“救场”的演员，一切花费都得由文工团自身负担。
地板已经十多年没换过，因为坑洼，演员们偶尔抱怨，“不敢放开了转圈”。
不足的运作经费，得靠商业演出来弥补，节目的打磨和名气提升，也需要在对社会演出中一步步完成。
2013年3-9月，战士文工团陆续奔赴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基层部队完成演出130多场。《南方都市报》报道，其成员流动性很大，在参演央视《心连心》等慰问演出、各大晚会之外，则从事着“少许商演”。
在市场与部队体制之间，文工团正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陈先义认为，文工团的主要属性，是为部队服务。“他们首先是部队军人，必须遵守部队纪律。作为一个文艺团体，每年必须完成200天的下基层为兵服务演出的任务，每年必须演100场。”
现实中却是“两张皮”。有文工团人士在接受公开媒体采访时，批评有些地方的文工团，“称得上腕儿的明星，是点名都不来；点名来的，又都是参加不了大型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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