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也有人说，你笔下的农村不真实，充满了魔幻离奇色彩。你怎么看待那些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的农村文学作品？
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许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虚假的。我们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用我的眼光来看，带着很多虚构和偏见。当你深入到一个乡村，把历史具体化感情化以后，你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里面描写的历史，实际上带着强烈的偏见，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客观。从写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现实观。
用小说客观地再现现实、再现历史，基本是一个谎言，哪怕是高喊着“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高举着完全忠于现实的大旗，由于个人的主观视角，由于个人狭窄的目光，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事件真相，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农村曾经是一批作家的精神家园，但这个精神家园在今天已经粉碎了，桃源梦醒，对以农村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莫言：精神家园不会像空气一样蒸发掉，土地依然是疮痍满目地在那里摆着，荒芜的土地上长出了很多过去已经绝迹的植物，很多已经绝迹的飞禽走兽又出现了，这是一种新的现实，具有更大的文学性。
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小说仓库，有成品，还有半成品。农村生活也是非常广阔的，它也有各行各业，我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点点，其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写，比如历史的、战争的、女性的，关于山东人几百年来怎样背井离乡闯关东，沿着黑龙江，一直到了阿穆尔河入海处，怎样在白雪皑皑之下返回故乡，这些题材都可以写成小说。我不担心没东西写，只担心写不好，糟蹋了素材。
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
《新民周刊》：在很多人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受西方文学影响，喝狼奶长大的，但你的作品一直很传统化，很少有人把你放在先锋作家里。但你又是一个最成功的混血儿，把西方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文学传统结合得最好，这次诺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也是如此评价的。在写作上你这种自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莫言：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笑）。我们受西方的影响，真正要化成中国的东西，化成你个人的东西，必须你头脑中有这个东西。原来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受到他们的启发，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种种许多的东西，假如你原来头脑里没有，你的禀赋里面没有这些因素，你只能是形式上简单地模仿。假如你原来就有这个基因，原来就有这个素质，看了这个会触类旁通，激活了你心中原有的东西，这样写出来，就是属于你个人的。
我觉得我是比较难归类的，我就是我。我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应该是相当前卫的。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又是《酒国》那么一个荒诞的政治小说，带着黑色幽默、反讽、变形、夸张，应该很“先锋”啊。这样的小说结构是逼出来的，题材尖锐，不写不快，那只有在结构上挖空心思。我们都强调作家的想象力，故事需要想象力，语言需要想象力，结构更需要想象力。
《新民周刊》：如果说在小说结构、语言上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小说的内在精神来看，你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小说传奇，豪放，生猛有野性。
莫言：《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我有一部家传的《聊斋志异》，光绪年间的版本，上边我题了许多歪诗，什么“经天纬地大贤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何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奇书传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还有什么“一灯如豆读聊斋，暗夜鬼哭动地哀。风吹门响惊抬头，疑是狐女入室来。”非常肤浅，有污书卷，但也表达了我对蒲老祖师的无限敬仰之情。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
《新民周刊》：从回归传统来说，你怎么理解80年代初期韩少功、阿城那个时期提出的“文化寻根”？
莫言：那个时候像阿城提出的“文化制约人类”、韩少功提出的“文化寻根”，我猜想他们的本意是回归到典籍，回归到我们书面传统、古典文化里去，不是回到偏僻乡村里沉淀下来的奇风异俗。当时有人错误地把寻根理解为寻找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奇风异俗，原始落后，闭塞愚昧，把寻根引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二十多年来探索、实践，实际上一直在寻根。寻根就是向传统学习。寻根与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并不矛盾。
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在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或者半席侧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堂蒜薹之歌》应该是你第一部最早描写现实的作品。
莫言：应该是，如果说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那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如果说官场小说，那我的《酒国》就是。但实际上它也有不现实的一面，如果让官员来读，他可能满腹怨恨，鸣冤叫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出身下层的农民作家，我写作的时候感情倾向非常明确，选择表现事物的侧面和视角，是主观的，没有办法。换一个作家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小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
不会再写命题作文
《新民周刊》：很多发生在作家身上的经历在你身上也发生过，比如你也曾经为张艺谋写过几次电影剧本，还写过话剧，但是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废掉。
莫言：如果一个人长期写剧本，再回头写小说时会感到手生，但写几个小说就能够把状态调整过来。
命题作文很难写，我也写过，但事实证明很难成功，而且永远也不会满意。《白棉花》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当时我和张艺谋一块讨论，他希望写农村大场面故事。在我们农村，和平年代里的大场面就是修水利，开山挖河，但这样的大场面在电影里很难表现，你现在没法组织几万人去挖一条大河；另外一个农村的大场面就是收购棉花，当时我们老家一个县就一个棉花加工厂，到了棉花收购的旺季，成千上万的棉农赶着车挑着担子，无数的棉花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像现在的仓库房子，是露天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个场面特别壮观。
那时候张艺谋刚拍了《红高粱》，那个电影一出来，反响非常好。我对他说，你刚拍完《红高粱》，再拍一个《白棉花》，首先视觉上就有很强烈的反差。因为有事先商定的东西，写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向故事性、影视性靠拢，结果出来的小说不伦不类。
《新民周刊》：国内所有导演挑本子的时候都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和人物。
莫言：这不是真正高明的导演，真正高明的导演能把《资本论》拍成电影，好的导演是要氛围，要你的语言，要你的小说技术，然后他从这里受到启发。关键你的小说就是要把导演强烈的创作艺术感觉刺激起来，这样这个故事用电影语言讲述的时候，才可能和别的电影不一样，如果要单纯编一个故事，对专业的小说家、专业导演来讲都不是难事。
《新民周刊》：在写作上你现在还会与其他作家交流吗？
莫言：在写作这个事情上，每个人都在孤军奋战，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我一直有意识地跟文学界保持一定距离，不是我讨厌他们，是怕他们讨厌我，我自己应该知趣。我坚持我的个性，坚持我自己的方向，反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凤凰就是凤凰，乌鸦就是乌鸦，我当然是乌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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