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是我集大成的作品
《新民周刊》：现在你的书在市场上疯狂脱销，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你，应该读你的哪些作品？
莫言：他们可以先读《生死疲劳》这本书，然后再读《红高粱》、《丰乳肥臀》这些书。《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
这本书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一种思考，比如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我在写作上采用了一种东方式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小说里面人可以跟动物之间自由地变化，然后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照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在语言上我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和艺术探索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新民周刊》：在创作上你越来越自信了。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自信？
莫言：我到了50岁这个年龄，才多少有了点自信。过去都是不自信的。写《红高粱》的时候，写完了我想这是不是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是好还是坏，可不可以这样写，都要通过别人的判断，来给自己定位。到了写《酒国》的时候有一点点自信，写完了之后感觉到就是应该这样，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了，到了《丰乳肥臀》，还是有点犹豫。到了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比较自信了。
《新民周刊》：《生死疲劳》为什么写得这么快？43天时间写了一部50万字的小说，有媒体说你的写作速度应该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莫言：我们不应该注意作家写作的速度和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写了一百年写的东西不好也是白费，写了一天写出来好也是很好，过程并不重要，质量才是唯一标准。像曹雪芹写《红楼梦》用的时间非常长，修改比较充分，考虑比较周到，这是一种写法。但也有一气呵成用很短的时间写完一部伟大小说的作家，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一气呵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生死疲劳》是一部“伟大作品”，我还没有蠢到这种程度。
《生死疲劳》刚出版时，采访我的记者老是问“你写了多少年？”我实事求是说写了43天。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因为我抛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用43天写了43万字（稿纸字数），版面字数是49万。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笔清点稿纸的页数时，那种快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状态，和写《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时很相似，没有任何小说之外的功利得失的考虑，也没有考虑读者评论家会怎么说。
在当前大家批判文学创作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的大气候下，我这么说有点自找难堪，但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我也可以说，虽然写了43天，但这个小说在我心里积累了43年，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蓝脸的原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初期。
农村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新民周刊》：《四十一炮》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间十年里农村发生的让人目瞪口呆的现实变化；《生死疲劳》则把目光投向更远的50年代，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新世纪来临。在这些作品里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莫言：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价值观崩溃了，人们在精神面貌、伦理道德上都有很大变化，欲望横流，甚至没有是非标准了，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我写《四十一炮》就是想表现这些问题。人类的欲望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会使社会有节律地、有节制地、健康地发展，但如果欲望疯狂扩张，那将会导致许多轰轰烈烈的闹剧和悲剧，将会给后代儿孙留下无穷的麻烦。
《新民周刊》：怎么看待目前的农民问题？
莫言：所谓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态度和认识。新时期以来，我们有那么多关于乡村的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抗争、改革之后生活的好转，写到了农民的恩怨情仇很多方面，但是都没有从根上来挖。
我想，要写农民，不可回避的就是土地和农民的关系。《生死疲劳》就想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对柳青先生的《创业史》、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这些红色经典的呼应。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今天农村发生的变化？
莫言：80年代农村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形式上是单干，但本质上还有是区别的，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改革之初，土地是完全的私人财产不一样的。但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归属农民，也让我们欢欣鼓舞。大家都从一个严密地控制着自己的集体中解放了出来，不但获得了身体的自由，而且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对土地是非常热爱的。农民热爱土地，土地也慷慨回报。
但这样的情况到了90年代后又发生变化，农村改革到了一个关头，一方面，许多地方疯狂地建设各样名目的开发区，城市不断扩展，钢筋水泥把土地覆盖住，使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再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不稳定，种植成本越来越高，水、化肥、农药、种子，都在涨价，辛苦劳动一年，劳动力不算钱，还是赔本。这样农民对土地又疏离了。而且可耕地越来越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亿万农民进城打工，一是种地不赚钱，二是地不够种。当然也有的地方良田荒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这次逃离土地有很深的悲剧性。
我觉得人类总有一天要受到逃离土地的惩罚。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恨不得把房顶上都种上庄稼，但就是没粮食吃。现在这么多的土地给撂荒了，大量的粮食浪费了，大吃大喝、贪污腐败，但是我们依然有吃的，60年代粮食珍贵得像金子一样，现在突然粮食不值钱了，好像大家都不吃粮食了。我觉得粮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说没有会突然没有了，说有，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新民周刊》：科学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嘛。
莫言：现代科学发展已经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一种商业利润的鞭子抽打着的病态发展，科学发展违背了科学的目的，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是为了金钱。各种电器产品，手机、电脑，迅速地更新换代有什么意义？这是利润的鞭子在抽打，制造了无数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相对的是人疯狂膨胀的病态欲望，我在《四十一炮》里就是批判人们这种膨胀的欲望。
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莫言：我认为这种几近疯狂的工业化进程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觉得应该慢一点，没有必要这么快。为什么要这么快的速度呢？我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发现当年改革开放步伐比较慢的地方，反而吸取了很多教训，避免很多错误，我给他们题字，“春潮带雨晚来急”，慢就是快，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呢，你盖了这么多水泥钢筋怪物，拆掉就是永不消解的垃圾。当时所谓的引进，外来的投资，国外的垃圾产品、高污染产品，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土地破坏掉，把我们地下水污染，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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