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信息爆炸下，假话如何能被辨别？
早在60年代，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过“病症阅读”，用一些方法，发现所得信息的病症，比如说“水平阅读”，你如果读到两篇徐洪刚见义勇为的报道，其中多有出入，你至少可以怀疑其中一些细节和行为次序的真伪，读温总理下乡的报道也一样，同一件事，两家权威大报记述，一个说温总理进农院握住老农的手，一个说老农在田里看见温总理，三步并做两步，跑到院门口赶上温总理，握住总理的手，可想而知，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或者两个都有问题。
10.“忠言逆耳”，我们怎么能让真话“中听”，这其中是不是有些说真话的艺术？
真话怎么说，都是逆耳的，换一种中听的说法，只是程度不同，对懂得忠言逆耳利于行的人，直接说就行，对不懂的人，怎么说都不行。
11.您的三个身份――总策划、主持人、教师，对说真话的标准是否会有不同？
对高校教师而言，讲真话，是绝对标准。教师是小范围授课，怎么讲，对当下社会造成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高校行政限制不多，讲真话是完全可能的。策划人和主持人一样，都是媒介人员，都懂得说假话名利双收，讲真话寸步难行。但如果良心尚存，至少应该做到不说假话，这是我的底线。
12.您是否考虑过策划或主持一档说真话的节目？
告别《实说实说》，曾想过为凤凰卫视创办《有话直说》，毕竟言论空间大了一些，但那时北大校务繁忙，没真正游说实施。不过，我想的是，我来创办节目，请更合适的人来主持。我不大愿意主持节目，没兴趣，也不很自信，只有在创办了新节目一时找不到合适主持人的情况下，自己才临时替代一段时间，也示范一下我的准确意思，一旦找到合适人选，我会在半年内退出来，去创办别的新节目。
13. 近两年，您在博客上的一些言论，引发了很多争议。当主流媒体的信息出现阻塞，很多人会向有公信力的公众人物的个人传播平台，如博客、微博等，寻求真实和真相，您将自己的博客或微博看做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为什么您会选择在博客上屡次爆料惊人的消息？
近3年，我没再写过博客，只是复制贴挂一些专题片解说词和节目视频，所以没再惹什么麻烦，所有引发的争议，都在3年前发生。我的博客，是新浪注册好了来邀请我写的，我答应了，但主要只做3方面事情，一是贴挂过去的旧作，二是为旅行和参观所获写些散记，三是为2006年买的一套住宅进行艰苦维权，最后一点，是我写博客最最重要的任务，我肩负着邻居们的期望，释放着对内地经济秩序和司法现实的愤怒，当传统媒介不可能刊发这些言论，我就用我自己掌管的博客做斗争武器。2010年，我们的维权胜利了，我的博客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惹过几次大麻烦，但所有麻烦，都在意料之外。受众的注意力，和我的注意力太不相同，我通篇说的是另一件事，媒介和受众特别关注的，却是其中一两句顺便说出来的话，并且读出了别的意思，每一次风波，都是如此。
后来，新浪又为我注册了微博，但除了王益案和偶说董卿有3个字读音不准，没惹其他麻烦。
我学乖了，在一个某些信息必须封闭而且对其不能做出继续解释的社会，闭上自己的嘴，确实能省去很多麻烦。我们有着离奇的社会文化，像方舟子博士这样的人，讲的都是真话，但名声并不好，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假话和对假话表示亲善，真话常常让我们震惊和愤怒，误以为说真话的人，只是想引起关注。这种儿童化的猜测习惯，在中国内地的民意中，很有群众基础。再一个，我发微博，也是3个目的，一是从我关注的300人那里，迅速了解我想要的信息以及他们对这些信息的看法，二是在评论跟贴中，获得关于某些问题的建议，矫正我的错误，这两个目的，都是以吸收学习为目的，三是为游历写碎记，这3个目的，都很难再惹什么麻烦，至少惹的麻烦不大。
14. 您提到过“敢不说出来”的豪迈和承担，“敢不说出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它和“沉默”有什么区别吗？
你可能注意到，我从来没把“敢说”当成豪放和目的，我没那么高尚，我只是习惯了捎带手间或触及一点点史实。引起轩然大波后，我可以说出信息源，为自己开脱，也可以披露更多事实，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辩解。如果只爱自己的名声，我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我不想这样，我从来没出卖过朋友，不认为自己的利益高于他们，相反，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名声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每次惹麻烦，我都横下一条心，超级坚定地选择沉默。所以在内地社会，一直有着双重考验，首先是“敢说”你行不行，其次是“敢不说”你能不能。前者我实在不行，也不太想，后者我坚决能，无非是再背1次黑锅。
15. 如果说的不对，请您原谅，我常感觉您“欲言又止”，爆出1个消息，但是面对质疑，选择一种不说出来或不做解释的方式，即以“真话”开始，以默认的“谎言”结束，为什么会出现“欲言又止”的情况？
我从来没敢以“说真话”开始，“说真话”只是我的梦想，我做的不多，没那么高尚，如果你觉得我还有点价值，那只是因为，我以“不说假话”开始，以“不说假话”而终，这是良知的底线。但是，“不说假话”也会惹麻烦，“假”不仅是我们的上层建筑，也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几乎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如果《圣经》是建筑在一只苹果被偷吃的基础上，我们内地的精神世界和一部分物质生活，就是建筑一个“假”字的超稳定之上，抽掉这个字，一切会坍塌。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你不参与说假话，就已经相当危险。所以，我只以最低标准要求自己不说假话，放弃了“说真话”的高标准，但还是会出纰漏，引火上身。怎么办呢，拼命抵抗，全盘托出，会伤得更厉害。传播学常识告诉我，舆论是健忘的，选择沉默是最好的办法。
16. 我有一个疑惑，您其实在爆料前，应该对可能面对的公众质疑等结果非常清楚，但是最终感觉您有很深的无奈，似乎是以某种“谎言”结束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说出来呢，这样的消息其实是可以不说的呀？
有一些事情，远比局外人想像的复杂，是最棒的小说家都难以企及的结构性复杂，其中一些事情根本不能说出来。在这个前提下，一旦你无意间走漏了一些细节点，引起极大的关注和质疑，你会怎么办呢？你本没想说开，那就让它半掩半开吧，这样对谁都好一些。
17. 敢说、敢不说，都要承担些压力的，您如何看待这些压力？
我不想承担“敢说”的压力，只愿承担“敢不说”的压力，前者需要牺牲太多东西，我做不到，后者只是惹了麻烦之后，为自己的冒失有所担当，这很简单。
18. 其实媒体应该在“说真话”和“听真话”之间搭建一个平台，让真实信息可以传播。
意识形态和媒介管理机构不让说真话，媒介不可能超越这些约束，只要政策允许，搭建平台没什么难度，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
19. 媒体人是否应该真诚面对自己，才能“听”或“说”真话？
有人对自己不真诚吗？“真诚面对自己”，这样的话，大概是虚假环境下很容易滋生和流行推广的一类话。我这样认为，绝大多数媒介工作者，都愿意真诚面对受众，只是条件不允许真诚。他们听到的，多是真话，但他们说出来的，已经不全是真话，这是纪律使然。如果政治改革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假话仍会是我们的社会现实，记者是无力回天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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