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低俗的权利 歌曲莫要被过度政治化(组图)

文革时瞎子阿炳被批为“一个从精神上屠杀劳动人民的职业道士。

　　文革时音乐成斗争工具，文艺作品只能歌颂文革，否则就是“封资修”

　　说起对歌曲积极向上意义要求最严格的时代，那肯定是文革时期莫属。当时所有的文艺工作都要服务于政治宣传，中外经典作品纷纷被挂上“封资修”的帽子，如《二泉映月》被说成是“黄色爵士音乐低沉悲戚的节奏，倾吐着一个没落阶级垂死前的哀怨和呻吟。”，瞎子阿炳被批成“一个从精神上屠杀劳动人民的职业道士。”

　　而所有的爱情歌曲，则统统被扣上了“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的大帽子，如《莫斯科郊外 的晚上》被批为“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反动人生哲学……甚至引诱青年 ‘为了神圣的爱情 ’去决斗，去自杀”的黄色歌曲、阿飞作品。”显然，到这时音乐已经无关审美而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了。

　　80年代初是清除精神污染，歌词出现依偎、拥抱都被认为是低俗，西方流行音乐整个被否定

　　文革刚刚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伴随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算是官方出版的鉴定指南了。作者在开篇就指出，“黄色音乐”就是追求商业的“商品化音乐”，而歌词中出现吻、拥抱、依偎，则都是不纯洁的爱情，是表现人的“动物性”，并且“为了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消除一切黄色文艺的影响，对黄色音乐也不例外。”

　　翻开看看这本印数33030本、定价两毛二的书，可见西方和港台的流行歌曲整个躺着中枪，被打上了腐朽、堕落、低俗的帽子。书中甚至特地在结尾单列一章《资本主义世界的“流行音乐”》，西方的爵士乐、摇摆舞、摇滚乐、迪斯科等一个没跑掉的被作为腐朽的资本主义低俗音乐分析了一遍。

　　因为歌曲被过度政治化

文革中，政治正确成为判断一切文艺高下的标准。

　　中国有文艺从属政治，讲究阶级性的传统，大部分主旋律歌曲都有较强的政治背景

　　这种对于歌曲近似于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要求是源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成为此后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

　　而歌曲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肩负起了阶级性、政治性。很多歌曲开始有较强的政治背景，甚至直接因事而起，比如讲抗战的《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歌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的,讲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故事的《春天的故事》。 所有的歌曲都开始朝立场正确、态度鲜明方向转变，而这样的歌曲才是健康的文艺歌曲。

　　这使得主旋律歌曲的审美往往偏重于表达集体主义，不习惯如今的价值多元

　　歌曲讲求的政治性，其实就是讲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讲究万众一心、大公无私，个人的意义是革命、集体事业中体现的。这种主旋律的审美在文革时期达到了巅峰，其他表达个人生活、内心的话语都被从歌曲中淘汰，歌曲中的整个社会成了一部革命机器，所有人成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正是这种传统上把音乐当做政治工具的做法，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达个人情感、个体思想、没有那么明显阶级斗争的歌曲都成了“不正确”，这正是当年邓丽君、李谷一被批判的原因。而正是因为这种主旋律审美的惯性，也正是很多主旋律歌手如今不能习惯流行歌曲被“靡靡之音”占据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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