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个暗示性极强的结尾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十三钗”最终的归宿无比凄惨，玉墨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位，其余均在所谓“庆祝酒会“上被日军轮奸（拒奸反抗者当场被打死）并长时间充当慰安妇，最终含恨死在”慰安所“里，即便活下来的玉墨也受尽了侮辱，所以在战后她选择了整容。相较原著的平铺直叙，或”不留余地“，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结尾更加灵动，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我本以为导演会在女学生乘卡车逃出南京城的同时穿插“庆功酒会”上“十三钗”遭遇的镜头，也就是像小说那样给出“十三钗”结局的明确答案，但导演没有这么做，通观电影整个结尾部分，你会发现导演取舍的合理性和对剧本极佳的驾驭能力。
《金陵十三钗》全片无比压抑和沉重，全片最痛的一幕在豆蔻被日军轮奸并残杀时已达极限，在这一幕之后，张艺谋一直在“收”，虽然“十三钗”替女学生“赴死”是全剧的核心和最高潮，但在表现这一结尾时，影片一直用“死前”的温情与人性升华在反衬、暗示”赴死“的残酷结局，连玉墨与米勒之间“仪式般”的第一夜，也借玉墨之口道出了这实际是“最后一夜“的残忍。影片用较多篇幅表现了”十三钗“化妆、准备、内心纠结、与女学生道别以及依次被日军“押” 上车的场景，无一不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在自己的国都为侵略者的“庆功会”歌唱本已足够残忍（米勒拒绝长谷川大佐邀请的那段台词），何况这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次”处女盛宴”。可以说电影为结局留白所做的细节铺垫非常到位和精炼，大有盛唐诗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气韵。
《金陵十三钗》的结尾并没有耍什么技巧或故作高深的说教、更没有像《南京南京》结尾那样去异想天开的“理解”日本兵的自我反省。《金陵十三钗》的结局留白，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漂亮的“收笔”之一，也是电影史上情绪最压抑的结尾之一，这个结尾留下的许多“空白”，让人唏嘘、深思、铭记，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对历史真相进行过度的诠释或画蛇添足的提炼。
5、神甫变殡葬师，最精彩的改编
电影对原著最大刀阔斧的动刀，是将那个年过半百的英格曼神甫变成了一个年轻的美国殡葬师――约翰米勒，读过小说再看电影，你会发现编剧这一刀动得异常精彩，它甚至比严歌苓原著的人物塑造性还要好。
首先这一刀规避了很多宗教性问题，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如今基督教信徒虽持续增长，但要在这样一部电影里去普及基督教教义仍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也不易通过审查。约翰米勒这个人物从一出场就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他的圆滑势利、风流好色给人留下的基本都是“负面形象”，但这样的形象也显得特别逼真，也为后来随剧情深入的人性转变留足了张力空间。1937年的南京，并非每一位外籍人士都是拉贝或魏特琳那样的“活菩萨”，他们之中类似约翰米勒的朋友泰瑞那样的人均在南京沦陷前争先恐后的逃离，历史记录下来并加以表彰的名字总是极少数个体，约翰米勒这个形象的塑造运用的是一种“转变型”的手法，虽然这种手法并不新颖，但确实比出来一个神甫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教更有利于影片被观者接受。
最绝妙的是约翰米勒角色的“职业”安排――殡葬师。即便在和平年代，这个职业也给人死亡的气息，何况他出现在1937年的南京。都说医生不怕见血，因为看习惯了，按此逻辑，殡葬师也不该怕死人。但南京城内无处不在的死亡、被凌虐的尸体彻底改变了约翰米勒的人生，这种改变与小说原著中孟书娟自白 “我的一生都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七天改变了”一脉相承，是女性在1937年南京城破后的遭遇让约翰米勒套在身上的神甫服不再是“伪装”的护身符。在最后给“十三钗”剪发化妆的戏份中，你会越发感觉到将约翰米勒职业定性为“殡葬师”与全片灵动的对白一样神妙，他习惯给平躺着的“死人”化妆，而不习惯给活人化妆，这一相当合理的剧情设计让约翰米勒给“十三钗”剪发化妆的全过程都极具暗示效果，它更像是一次活人的“遗体告别”，或者说是为十三位替学生赴死约的风尘女在临死前挽回了人生被糟践前最初的样子，“十三钗”并排躺在地下室铺位轮流等待约翰米勒化妆的镜头是全片的一个经典镜头，其饱含的人性光芒和美学艺术绝不亚于《辛德勒名单》中那位在黑白胶片中突然出现的红衣小女孩。
6、南京大屠杀讲述角度的拓展
讲述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已经非常之多，但综观之后不难发现在“量“多的背景下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讲述这段历史的角度还比较模式化和单一化。三大不足主要表现为：1、影片多聚焦于1937年12月13日金陵城破之后的一段时间，这是屠杀最剧烈的一段时间，同时也是很多视角最容易被忽视的阶段，因为残暴已经遮挡了一切；2、影片多由外籍人士留下的记录角度切入，甚至直接表现该名外籍人士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以及与”国际安全区“相关的内容，而缺少对当时民间、社会底层的实质性触碰，历史资料的严重不足以及当事人多数已经离开人世让这一问题要想得到解决非常困难；3、对”屠杀“的概念理解过于狭窄，《南京南京》涉及”慰安妇“题材已被认为是重大突破，其实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何止对人命的摧残以及对妇女的凌辱，”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概念，从1937年12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金陵在军国主义铁蹄之下的生存实况还极少有作品给予关注。
今年初我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纪念馆的两处标识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为其中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一为纪念馆入口处，赫然“挂牌“为”国家4A级风景区“，一为纪念馆中心巨大的十字架上标注的南京大屠杀时间起止为”1937.12-1938.1“。前者我认为纪念馆对自身性质缺乏起码的认知，如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都可以被称之为”风景区“，并且还要参加”评级“，那么这样的“纪念”真是对逝去同胞在天之灵的亵渎。后者我认为是纪念馆对南京大屠杀时间概念的认定过于保守，美国传教士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特别提示世人：“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准确的说，“南京大屠杀“时间概念的终点绝不应该是1938年1月。
《金陵十三钗》故事的时间概念是一条隐线，不明示，却有迹可寻，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可以辨明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南京城破至松井石根入城的那几天之内。《金陵十三钗》的贡献在于拓展了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表现空间及深广度，它将镜头主体对准一群风尘女的命运，而不是当时社会上的中高端人物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其次，该片”三十万分之十三“这个小概念也对后来者有所启迪，讲述南京大屠杀不要老是对准”三十万人“，而完全可以做到对准几个人，甚至1 个人。比如，在几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中，都出现了汉奸的角色，在日伪统治南京期间，这样的人物以及交织在国破家亡之中的人性沉浮还有很多可挖掘的空间；再者，我们不应该放过一些重要的历史线索，日本军国主义施加于中国的罪恶绝非仅限于南京屠城，据史料记载，在日伪统治南京期间，鸦片销售再次合法化，不少被日军轮奸的妇女为了活命不得不挨家挨户为日军贩卖鸦片赚钱，诸如这类细节才构成日本军国主义”亡华“黑心的全部实质。这些有史实基础的故事若被电影剧本所吸收利用，将大大有助于国人对金陵痛史全貌的了解以及视野深广度的拓展。仅有一部《金陵十三钗》是不够的，我们的电影院需要更多这类能够警醒民族的史诗，我们的电影院不应该老被美国人制造的那些“侠”所霸占，还原金陵痛史，需要更多三十万分之几的故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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