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唱法是四不像唱法 本身存三大疑问(组图)

　　既非民族，也非原生，不知不觉中被普遍接受为传统文化部分的“民族唱法”背后的演唱方式，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不过百年的“人造物”。作为艺术品，“民族唱法”这一流派之所以称之为“民族唱法”，能够嵌入“传统”中，是靠权力自上而下约束形成了一种精巧的、有效率的“工艺流程”。

周旋在音乐中融入了地方元素，红遍大上海。

　　民族唱法最初源自民国时代的“流行唱法”：周璇等人将小调融入西洋美声唱法

　　民国时代曾出现过以周璇、周淑安、俞宜宣、周小燕和张权等人为代表的“民歌热”，在老电影、老唱片里比比皆是，其中《跑马溜溜的山上》、《牧羊姑娘》、《绣荷包》至今还能觅得一二。其唱法本身，则是以西洋美声为基础，将江浙一带的民歌小调融入其中。

　　1920年女高音歌唱家周淑安回国后在广东女师任教时将意大利美声引入，1927年中国早期著名音乐学府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成立后，这一唱法开始广为传播，流行于上海滩的主流社交场所。后来周璇的出现，将音乐中融入了地方元素，一时间带有江浙小调的唱法成为了上海滩等城市中的“流行音乐”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洋唱法”被改造，题材上“为工农”，演唱方式上融入西北民歌

　　再后来，所谓的“民族唱法”实际上是西北民歌的底子，承载了西北边区的革命记忆。1940年代的解放区吸引了一批来自国统区的艺术工作者，但他们前往解放区后发现，现代美声唱法在没有音箱设备、没有唱机、普遍需要凭借“自然嗓音”演唱的西北边区很难适应。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文艺为工农”的指导方针下，歌曲演唱从题材到方式都开始改变。

　　以李波为代表的早期演唱者们放弃了西洋美声的学院派唱法，随着秧歌剧的流行，为了适应延安露天演出的方式，“对着成千上万观众，凭借一付天然嗓子把歌声送到观众耳中。”《兄妹开荒》等剧流行开来，而后来的郭兰英，将河北/南梆子引入歌剧《白毛女》之中，成为著名的红色经典。[详细]

　　建国后，“土、洋”唱法本身并不重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才是第一标准

　　1949年建国后，音乐界由于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前隔阂的原因，爆发了“土洋唱法之争”。之后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讲话的提出，乃至1963年周恩来进一步要求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后，民族唱法便确立了“中西融合”的音乐思路。

　　此后，无论是如《南泥湾》等融入戏曲唱腔的郭兰英作品，还是融入藏族演唱方式的才旦卓玛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抑或采用西洋美声唱法的大型歌剧《东方红》，都有着统一而鲜明的演唱风格――“艺术作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