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十分混乱。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 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 3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
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甜言蜜语，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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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中蒙边界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确认，那里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即Edsina)。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
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党项人源于中国西藏—缅甸一带，1226年，他们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通过筑坝使额济纳河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
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粘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几年后，华尔纳满怀嫉妒地从一位朋友、蒙古专家欧文·拉蒂摩尔那里获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了数月，他们不但在黑水城发掘，还沿着额济纳河与汉代边界向前推进，搞到了一些极好的东西”。)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泡，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
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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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全盛时期，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繁华的货物集散地和拜佛中心。奥利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属于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考古学家。 1907年，他从道士王圆箓手里，购买了6500件敦煌文书、纸质绘画和绢画(总计12货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体日期的印刷书籍《金刚经》，费用是 130英镑，约合650美元)。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所谓的敦煌“藏经洞”。未及甘肃省政府命令在原有洞窟修复那些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就已经流散，落入了当地官员手中。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那些文物已被安全保护，洞窟前面有铁将军把门，钥匙由王道士掌管。
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和莫高窟附近停留了差不多3个月，与王道士协商购买事宜。但是当地爆发了动乱和白喉。斯坦因也遭受发烧和脸浮肿之痛，他只得离开敦煌。他劝说王道士出售一些藏经洞内的文物，“附带条件严格保密：除了我们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书蒋孝琬)，不让任何人对交易内容有一星半点的了解”，那些“发现物”的出处，也不会泄露给“任何生物”。
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那批文物，以躲避陡峭河岸一处掩蔽所内的当地监管士兵。斯坦因提出购买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拒绝。1908年，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佩里奥特来到敦煌，又在同一洞窟工作了3个星期。他用500两白银，约合450美元，为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又征购了8000件文书。发现敦煌文书的新闻一直是考古界无以伦比的轰动事件，直到1922年爱德华·卡特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佩里奥特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
1916年，在给赞助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时，华尔纳将敦煌纳入视线范围：“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对其原有位置和外观进行完整的记录。”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福布斯馆长毫不犹豫地宣布：探险队“侦查之旅”的结果，有可能“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应该属于一种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然而，鉴于之前已有先例，他未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计划表示异议。1902年至1914年期间，德国人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和阿尔伯特·冯· 勒柯克，曾率4人探险队沿丝绸之路北路考察，锯掉过洞窟墙上的壁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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