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兰登·华尔纳发表了以下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儿。”
他的声明宣告了美国新一轮疯狂收藏中国文物的活动再次启动。
当时,华尔纳是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今天的费城博物馆)馆长,之后转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任东方艺术研究员。他人高马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如同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那样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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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的艺术学徒身份,起始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他的指导老师是冈仓天心,一位总穿一身和服的日本佛教徒。正是华尔纳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工作期间,该馆征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亚洲艺术藏品。那批藏品使华尔纳两个最强烈的兴趣脱颖而出——日本艺术和佛教艺术。1906年,华尔纳首次去日本研修。然而实际上他从 1904年起,已经开始了打基础的学徒工作。那时,他参加了探险家、地质学家拉斐尔·庞佩利前往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
兰登·华尔纳
1913年,华尔纳离开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后,经欧洲前往亚洲旅行,考察在北京设立考古学家培训学校的可能性。该校将对当地人和外国人开放,与罗马和雅典的美国学院、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远东学院极其相似。建校的想法和华尔纳的那次旅行,都源于底特律百万富翁查尔斯·朗·弗利尔的灵光一现。然而,随着1914 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弗利尔的开明计划很快胎死腹中。
1917年4月,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夜,华尔纳已被任命担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获准离开博物馆,前往西伯利亚服役,后在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担任副领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哈尔滨担任了美国国务院与反布尔什维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络官。后来,他又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拼命逃出了俄国。华尔纳之所以能够应对那一切,要归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曾前往中国寻找佛教艺术珍宝,与中国动荡时期的军阀和土匪多有交道,使他增添了自信,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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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丝绸之路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的“侦查之旅”。为使福格艺术博物馆涉足敦煌,爱德华·福布斯馆长向华尔纳和另外一名哈佛人贺拉斯·霍华德·弗内斯·杰恩求助。
华尔纳的父母对他担任博物馆馆长寄予厚望,让他深感压力,试图抗拒,同时他也渴望自己能“在博物馆领域赢得名声”,因此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
抵达中国后,华尔纳和杰恩直奔北京枯燥乏味的旅馆房间。他们的身边堆放着地图、药品、打字机、照相器材和武器(一把猎枪和一把自动左轮枪),以应对前往西安路上面临的问题,那里曾是古代中国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华尔纳总结说:“河南省及其西部有土匪,甘肃省及其西部可能发生暴乱。我们要先经历暴雨和泥海,之后是干旱和令人痛苦的寒冷沙漠。”
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在那里,两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和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两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
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代用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随后,探险队向曾经作为秦王朝都城的西安进发。
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们享受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
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王陵墓。”
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中国漫长古老的道路》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出土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