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踏上鲤鱼洲的土地改变了孙勇的命运,那么他靠着自己手中的画笔再一次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到鲤鱼洲来带的行李都是画具。 1974年,南昌师范招收美术专业的学生,来我们农场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学生。在团部的推荐下,招生老师看了我作品,一周之后就得知自己被录取了。”孙勇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他兴奋得整晚没有合眼。
毕业之后,孙勇被分配到南昌扬子洲中学。后来因为毛主席去世,没有人会画悼念用的巨幅画像,孙勇被调回文化馆工作,从此告别了农村的生活。与江西结下不解之缘的孙勇索性把户口迁到了南昌。在孙勇记忆中,象征着那个年代风貌的美术作品,也永远地在鲤鱼洲保留了下来。
“我们这些留在南昌的上海知青,几乎都当了老师,因为那个年代想要回城,就只能读师范学校。”余百临,南昌广南学校的物理老师。和孙勇费从鑫一样,在1970年4月16日坐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从此命运的道路拐向了江西。
“当时,所有的上海家庭都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因为是家里的独子,我幸运地被分到江西。”如今已经退休的余老师(右一),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这一辈子都记得,出发那天敲锣打鼓,年纪小小的我们戴着大红花感觉很光荣,但是父母们知道,孩子一去就很难回来。”
对于这些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夏季“双抢”是对他们的第一个考验。余老师回忆说,在“双抢”时节,早上三点起来插秧,七点钟回去吃早饭,然后继续割稻子。保证在八月一号之前要完成任务(把第一季的稻割掉把第二季的稻种上去)。在鲤鱼洲的第一年春节,大年三十晚上宿舍里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开始哭了起来,随后所有人都像被传染了一样,顿时哭声一片。
1975年,余老师考上了南昌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南学校工作至今。“现在政策好了,大部分知青都把户口迁回了上海。加上我们这批人基本都退了休,所以还在南昌的知青越来越少了。寒暑假的时候,我也会回上海住一住。”余老师对凤见摄影师说道。当年余老师和战友们“双抢”的百亩良田依然郁郁葱葱,每年都要为南昌市区提供大量的粮食储备。如果没有当年知青们的开荒创业,这里可能还是一片汪洋。
随着1979年最后一批知青返回上海,鲤鱼洲也结束了它的“知青”生涯。在通往鲤鱼洲的路上,当年知青们在长堤上种下了小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繁茂的枝叶把道路遮盖起来,犹如隧道一般。在隧道的尽头仿佛还能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群像花儿一样的年轻人来到了鄱阳湖畔,他们的青春、眼泪甚至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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