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友回忆中共元老潘汉年 揭露其病重死亡内幕(图)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潘汉年，潘汉年!我知道了!难怪在商店门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识。你‘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你久绾机要身系安危的革命秘密工作者，竟也到这个劳改农场来了吗?唉，‘夜正长，路也正长’啊!”

　　虽然“造反队长”嘱咐我“不要说”，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的犯人。渐渐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里的是保险“不杀”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长(许多人是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的)。

　　1975年和1976年冬季以前，潘汉年同志的身体还比较好。他曾经多次到机械厂的木工间来买引火柴。自己到值班室交钱，到木工间捡柴，过了秤，放在篮子里自己提回去。好几回，我在值班室前和木工间(我到那里去帮助做翻砂木模的犯人识图)遇到他。他那清癯的脸上总是那样安详、恬静，有时候在我看来还略带矜持、严肃。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同志将大块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他扶住篮子。他对我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了的声音。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同志没有回答。他只把脸孔正对着我，注视了片刻。脸上的表情仍然安详、恬静，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我也是干部。读过你的作品。1957年的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地、低声地向他吐出这一串不连贯的字句。我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在有机会碰到他时，对他讲这些话。在关押五六年，被迫和同志、亲人、朋友隔绝五六年，在整天是“请示汇报”、“交心交罪”、“坦白检举”的气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个自己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都会这样迫不及待希望向他多少讲几句人话，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他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哦!相信人民。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你还年轻”

　　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奉命去场内邮电所取犯人订阅的杂志，单独行动，在邮电所前又碰到了潘汉年同志。

　　他显然已经认识了我。他的目光除了安详、恬静而外，又增添了友善的光彩。

　　“您好!”我四顾无人，又忍不住向他说了起来：“您难道会永远在这里关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诉。申诉有没有用我不管，总要把我的道理讲出来。”事实上，我已经在写申诉了，一年一篇。

　　潘汉年同志仍然没有做声。他凝望了我一眼，似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是示意我在这种环境下最好少冒风险呢，还是对我所讲的情况表示迷惘和惋惜，然后就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报纸)走过去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还年轻。”

　　我还年轻吗?1976年我是四十五岁，也许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光，可是，十年徒刑还有五年啊!

　　“你还年轻。”当晚躺在监房的黑暗中，这句轻轻的、平淡无奇的话仍然萦绕在我的耳际和心头。在我听来，它似乎蕴藏着深厚的关怀和热烈的鼓励。“你还年轻。”这就是说，你还应该有坚持下去的力量，你还可以看到该倒的倒下去、该起的站起来，你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公正的裁判。

　　不错，我还年轻，我不怕，我得坚强地支持下去!……

　　1976年10月，黑夜终于开始破晓。关于潘汉年同志的情况，我又陆续地听到了许多。

　　潘汉年同志是1975年7月从北京某个关押“特殊犯人”的单位送到洙江茶场的。董慧同志比他早两月到来。他们原来并没有关在一块。听说，这对老夫妻在见面的时候，都流了泪。

　　他们夫妇俩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里，被允许在茶场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初来的头一年里，潘汉年同志总是每天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到六队买柴火，到邮电所取报纸，都是这一年里的事情。可是，贾谊所谓住在这里“寿不得长”的湖南这块“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太不适宜了。尽管他恬静、安详，尽管他天天打太极拳，尽管他已经等到了“四人帮”的完蛋，到1976年冬天，潘汉年同志就开始生病，出来行动的时候也少了。

　　大约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一个大晴天，我被叫到场部去“搞宣传”，有意从潘汉年同志居住的平房前经过，看见潘汉年同志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园，替场部干部们种菜的犯人正在菜园里劳动。我只看到他的背部。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1977年2月，听说潘汉年同志病重，在场部医院治疗。场部医院的医疗水平，大概等于长沙市的街道卫生院吧。三月间，又听说“上级”叫把潘汉年同志送到长沙去抢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人是用汽车送走了。送走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接着就听到了他的死讯。据说，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时，用的名字是化名。

　　潘汉年同志死后，董慧同志也因高血压住进了场部医院。我是在原判刑期还差一年的1979年3月16日离开“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董慧同志在我离开之前十来天死于茶场医院，病名是高血压。据说在死前，她向党提出了恢复党籍(她只被“停止党籍”)的要求，当时当然没有结果。不过，茶场总算给她开了一个追悼会，花圈的上款写的是“董慧女士”。

　　我一次也没有在近处见到过她，没有和她讲过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