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潘汉年的狱友，也是本文作者钟叔河听说潘汉年病重，被送到了医疗水平仅有街道卫生院的场部医院。3月间，又听说潘汉年被送到长沙去抢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人是用汽车送走了。送走的消息钟叔河是事后才知道的，接着就听到了潘的死讯。据说是死于肝癌。送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时，用的是化名。
本文摘自《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
潘汉年生前留影(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潘汉年同志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有幸(其实应该说是不幸)能见到他。那时我已经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老犯人”了。
大约在1974年底或1975年初，管绘图室的劳改队干部忽然交下一项任务，要在关押反革命犯的二队和关押女犯的一队的监房旁边各盖一栋小平房，叫绘图室赶快画施工图、编造预算。这两栋小房是干什么用的?盖起来以后让谁来住?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
我在被捕之前，从“大字报”上看到，胡风被判刑后关在四川，是单独监禁的，知道咱们国家里有这么一种囚禁犯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么多人，许多人被“永远开除”，被宣布为“反革命”，关人的地方当然需要很多。但是，究竟是谁会被关到这个井冈山脚下的地方来呢?——当时我万万没想到关来的会是潘汉年和他的爱人董慧。
大约在1975年夏天(也就是上述小平房改好后不久)，有个泥木队的犯人告诉我一个“新闻”：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还有两个去给小平房修阴沟的犯人，还从老头儿手里弄到了一包“牡丹牌”。这一“好运”马上成为新闻，传遍了机械厂的监房，但随即也就产生了后果：“非奉命令，不准接近本队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来者是被当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诗人和战士、党在香港和上海的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在陈毅市长之下实际主持上海全面工作的老干部潘汉年同志。
就在“新闻”发生后不久，1975年八九月间的某一天，我们收工整队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我旁边的一个犯人轻轻对我说：“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门口的老头就是那个特殊犯人。”我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朗、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干部服的老头，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子。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进中是不许出列的)，很快就走过商店了。我忙问那个犯人：“他是谁啊?”“特殊犯人嘛!”“真特殊!”旁边走着的犯人也议论开了：“准许他到商店买东西哩!”“我还看见过他到邮局取报纸。”“听说还拿几十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有个“造反派”工人当了我们的队长。这是个性子直爽的北方人，凭良心说对我并不坏，只是常常“说话走火”，“原则性不强”，粉碎“四人帮”后听说受了一顿批，后来自己请求调离劳改单位了。他常找犯人谈话，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最高指示”是少不得要背诵的：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造反队长”越说越兴奋，忽然想起也许应该“联系实际”了，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我点一点：“钟叔河!你当然也不杀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啊!现在呢?不杀，一个不杀。这就是政策。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政策，是不是?你说!”
停了一下。“造反队长”见我没有回答，又继续说下去：“一个不杀。这是事实。潘汉年也没有杀，你们不是都看见了他不是?……”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动，不禁“啊”了一声。
“是吗，你也不能不感动嘛!”“造反队长”为他的教育引起了我的反应而高兴了，“该杀的我们都不杀，养起来。潘汉年就养在我们洙江茶场。中央交的任务。这是不能让你们知道、议论的事情。你表现还不错，图纸画得很好嘛。告诉你，让你相信党的政策。潘汉年还不杀，你就更不得杀了，是吗?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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