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青和毛泽东主席结婚一事上，许建国和江青又第三次结下了怨。
当时的党章规定，任何中共党员结婚都必须经由党组织批准，而毛泽东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其婚姻必须经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而政治局常委们在研究讨论之前，首先又必须要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同意，中央保卫委员会有一票否决权。在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支持。但最终政治局常委们还是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在许建国提议、周恩来的力主之下，江青向政治局常委作了婚后不得干预政治的书面要求。这使她对许建国怀恨在心，认为许建国是故意刁难她，妒嫉她。
许建国和江青的第四度结怨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了延安主持这项工作，住在边区党校一部。有一天，很久已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寒暄了几句之后，江青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拒绝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唉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了解只能是了解，了解的情况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重大的错误，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确实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这就违背了组织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江青又笑着说：“我是毛主席的夫人，而你是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的边区党组书记，你来证明我的历史，谁还会那么大胆来调查真假?此事天知地知，你就给我证明了算了。”许建国当即拂袖而起，正色道： “正因为你是毛主席的夫人，而我身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所以才更应该实事求是，对毛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晋察冀人民负责。如果我们两个都带头做假，何以要求别的党员干部认真负责呢?你说天知地知，怎么会是天知地知呢，至少你在上海了解你真实历史的同志就知道我根本不是你在上海的历史见证人。”这一番话让江青气哼哼地走了。从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就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碰到他之后就像是没有看到一样。许建国心中坦荡，也不理睬她这一套。
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许建国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30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1952年6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一个人，她说：“此人乃是30年代我在上海雇用的老妈子，叫梅萍，对我十分忠心，在上海时很照顾我，请你帮我把这个人找到，然后送到中南海来。”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这个人不适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公然在电话里发作起来，大骂许建国。
如果说前几个怨结得还有原因的话，那么第五个怨却结得莫名其妙，此事同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有关。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泽东主席单独地召见了许建国，有些伤感地说：“许大胡子(因许建国长年留着大胡子，故毛主席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许大胡子)呀，贺子珍现在一个人居住在上海，唉，这些年来我对她一直都心怀内疚之情，内心对她很关心。但是……你也知道的，我实在不便与子珍直接联系。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说完毛主席拿了一些钱和物品递给了许建国。
毛主席嘱托办事，许建国当然要尽心尽力，从这以后他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毛主席闹了几回，但最后毛主席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不敢再闹，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
1953年10月，许建国正在办公之时，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与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相联系的专线电话。许建国立刻接过电话，只听得罗瑞卿以十分严肃的口吻对许建国说：“许建国同志，请你今天不要随意离开，我马上赶来，有一项绝密任务想交由你亲自执行。”接到这个电话，许建国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以前罗部长打电话来，要么就直接在电话中直接布置任务，要么就是通知他说，有中央首长要来上海，要加强保卫工作。像这样先在电话中通知绝密任务却不说是什么、由罗部长亲自从北京赶来当面交代任务，这还是头一次。凭着多年的公安工作的经验，他预感到任务必定是极端重要的机密。
下午，罗瑞卿部长到了，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急匆匆地拉着许建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厅里，交给许建国一封信说：“你先看看这封信。”许建国打开信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罗部长交给他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信的内容竟然是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信中声称，江青于30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江青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一直隐瞒。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特务!看到这里，许建国的手都微微颤抖起来。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实在太可怕了，事情实在严重。”罗瑞卿说，“我已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如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要调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要向他汇报。我想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你亲自去办。”罗部长加重了语气，“绝不能再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再另找他人。”
30年代在晋察冀时，许建国作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曾经对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作过调查，但那时上海是在国民党的手中，很多问题都难以详细地搞清。现在虽有揭露江青历史的匿名信，毛主席又同意调查，但是谁都知道非常棘手：如果这封信揭发出的问题不是事实，那还好说;如果查出的确是事实，那么是据实上报呢，还是隐瞒不报呢?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不接这个任务，才能明暂保身。但是许建国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明知道此事是个烫手山芋，还是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请首长放心。”罗瑞卿长吐了一口气，无言地拍了拍许建国的肩膀。
江青的消息实在灵通，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有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了，一开口便是大骂写匿名信的人不怀好意，是诬蔑她，陷害她，骂完了之后便又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让江青耿耿于怀。如果说许建国过去是让江青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次就使她发展到恐惧乃至仇恨了。这是许建国同江青结的第六个怨，也是结下的最大、最深的一个怨。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罗瑞卿部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件事会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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