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告诉你:北京与上海为何会如此不同?(图)

　　与南北新华街同时期的另一个探索，是南边香厂地区的规划建设。有一件事情人们老讲，“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亲自出去散发传单， 陈独秀撒传单后就被捕了。撒传单的事情在党史上是一定会讲的。但是撒传单的地点在哪儿，很多人并不注意。地点就在香厂新世界大楼的屋顶。陈独秀为什么选在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北京城中有何特殊性?香厂地区是民国初期精心规划建设的一个“模范”区，里面建设了几座重要的新式建筑。这个新世界乃是模仿上海的新 世界，都是现代化大楼，是都市娱乐场所。当时香厂地区在北京很有影响力，是群众聚集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聚集的群众主要是新兴消费群体。

　　香厂和天桥地缘很近，董玥把它 们放在一起来讲，但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天桥是回收传统的地方，而香厂是一个创新的地方。香厂有咖啡厅，有很多外国的舞蹈家、魔术家表演，这跟近 代上海有一点相似。天桥聚集的是旧爷们，香厂聚集的是摩登小资，当然北京的摩登小资远不如上海多。

　　北伐以后，国都迁到南京，掌握权力的群体走了，很大一个消费群体消失了。天桥的爷们还在，但香厂的摩登小资大为减少，这个地方随之衰落了。

　　除了新式娱乐，香厂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哪里?

　　唐晓峰：这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的文明意识上。公共空间的文明意识和秩序到现在也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旧时中国人十分缺乏在公共空间的规矩，民国北京城搞市政建设，大量扩展公共空间，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公共空间里的秩序。

　　董玥的书中有一段讲旧大街，大街上混乱不堪，撒尿的、倒垃圾的，还有要饭的，随便找个地方一躺，谁也管不着。在大街上，人们没有任何责任感。传统北京的 住宅是四合院，院子里面干干净净，外面的街道上则乱七八糟。中国人的责任世界、价值世界都在墙里面。一个胡同里住的有穷人、有富人，穷富的分隔不是靠街 区，而是靠院墙。这是院墙文化的特点。

　　民国时推广新式生活，其中一条就是建立公共空间的秩序，号召人们管一管大街。当时有幅照片，在某 个城市的大街上，一大群绅士，长袍马褂，一人拿着一把扫帚，前面是一个垃圾车。他们摆出表率的模样，干嘛，扫大街。这在当时算新气象。不过，在中国大街上 建立秩序，谈何容易。

　　院墙文化，给中国人明确地分出两个世界。院里是自己的，倍加爱护。院外面，管他呢!刘宝瑞的相声《解学士》有一个 情节，宰相家人把院里竹子砍了，解墙头就扔出去了。大街上可以倒垃圾，人在大街上毫无规矩。中国人出国旅游，在公共场所的表现最差劲儿。香厂地区的建设， 是要开辟一个“模范区”，要树立公共场所的规矩。北京第一个街上的警察亭子就出现在香厂，设在路中心，维持秩序，监督卫生。

　　北伐之后，迁都南京。不再是国都的北京城，有哪些变化?

　　唐晓峰：政治上优越感没有了，随之产生的是一种失落感。在经济方面，陆路交通时代北京有经济优势，而到了近代，华北地区有经济优势的是天津。迁都南京之 后，北京不再是首都，改名北平，剩了一堆古迹和大学知识分子。北平如何发展，只能在这两个方面动脑筋。有大批的学生、教授、文化人，可以搞文化中心;有大 量的古迹，那可以发展旅游。在北平时代就提出了“旅游城市”的概念。

　　作为文教中心，不仅仅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还有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北京的文化群体有纯学术的一面，但是文化群体的左派革命性在北京城一直没有丧失。

　　北京的近代工商业不行，不能和上海、天津相比，在那个时代，北京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在北平时代，商业区取代了政治区，消费群体决定城市文化。谭其骧先 生有篇回忆文章，讲的就是1930年代北平的生活。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生活得很舒适，市场上消费是供大于求，是个买方市场，在新开的公园可以坐到半夜。

　　那个时代北京的消费就是消遣，讲究吃，讲究听戏，讲究文玩。说北京讲究吃，有人会不服气，但北京讲究吃的一个表现是食客文化，是食客和店主之间的特殊关 系，老字号的馆子都有自己的老食客。饭馆里也有一种文化虚荣，菜上来不光是吃，还要鉴赏、品评，聊美食是饭桌上的一大景观。北京有些特别能说的美食家，听 他说比吃更重要。

　　近代北京与上海差别很大，是否能跟近代天津做个比较?

　　唐晓峰：京津两个城市有类似的地方。近代在京 城失落的官僚、文人，有些就去了天津;还有人是看到了天津的发达，也去那里置办了产业。从北京过去的旧官僚、文人，以及西方进来的洋人，是近代天津的两个 新的群体，但这两个群体对天津下层社会的影响都很小。天津没有沾染上北京的傲气、外国人的洋气，它的艺术形式接的是下层的地气。洋人在天津也有租界，有大 楼，但天津社会文化也没能发展成上海的样子。当这两股力量消失之后，天津还是它原来的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可能与这两股力量在天津的历史都很短以及天津 本身的文化特质有关系。

　　讲近代工商业，北京不如天津。北京原来靠的是京师地位和内陆交通优势(太行山东麓大道)，当首都南迁、海洋时代 开启之后，北京的这两个优势就没了。所以袁良(1933年至1935年任北平市长)时期的北平只能靠文教和旅游。现在北京重又成为首都，况且又到了知识经 济时代，北京的优势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