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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告诉你:北京与上海为何会如此不同?(图)

www.sinoca.com 2016-07-06  腾讯


  唐晓峰谈近代北京城的变迁

  谈到中国的近代城市,上海是一个典型,相较而言,同时期的北京似乎并不那么典型。“近代上海”与“民国北京”之间有何差别?沉淀了许多传统与历史的民国 “老北京”如何找寻其近代性?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请他谈谈近代北京城是如何脱离传统的。

  说到中国的近代城市,更惯常的说法是“近代上海”、“民国北京”。“近代北京”似乎是使用频率不那么高的概念,这是什么原因?

  唐晓峰:在中国,什么叫近代城市?最典型的是上海。关于上海的近代史,学界的研究很多。这给人们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大量西方元素、现代经济元素进入城 市,主导城市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代北京城看不到很多这类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城市。不过,北京在近代史上的存 在感是非常强的。北京的近代性和上海不同,你可以把它划为另一类的近代城市,但是不能把它从中国近代史上拿走。

  近代上海是脱离了传统的“新上海”,而民国北京城常常冠之以“老北京”这样的称谓。怎么看“老北京”的“近代性”?

  唐晓峰: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般讲北京,我们往往会迈过它的近代性而直接讲它的传统性。但是这个传统性是真正的传统性还是掺杂了传统的近代性?按董玥的说法,现在一些所谓“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在近代北京才出现的。

  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其新的价值和功能是什么?这是研究民国北京城一个具有核心性的问题。既然民国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 东西,那么,难道它还是以前的那个王朝时代的北京城吗?显然不是。那么,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脱离传统的呢?现在已经有若干部很好的研究近代北京的 著作,从宏观层面进行讨论,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用专题论文的形式,通过个案分析,做更详细的探索。

  近代北京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清政府的灭亡,权力阶层的置换。

  唐晓峰:对。清朝倒台后,掌权的换了一批新人。原本作为贵族的旗人,高高在上的特殊身份没有了。民国时期,这一人群是怎么流动的?他们不是往上层走,而 主要是往下层走。因此,民国北京城里的基层人群不一样了。原来的旗人,甚至是一些旗人贵族向基层下移,于是,民国北京的基层文化就不再是纯粹的草根文化。 那些下移的旗人,外表变得草根,但内心还是很高傲的。满人的向下流动,是近代北京的特殊性,也是民国北京城的一个显著变化。

  现在有人说 北京是“爷文化”,走到哪儿,管谁都称“爷”。这原来是贵族的东西,后来影响到基层。随着旗人的下移,那就更分不清谁是真爷谁是假爷了。另外,“文玩儿” 本来也是有钱有闲的贵族文化的东西,后来影响到基层,人人手里都转核桃。最近《读书》上有作者讨论北京的“非遗”,指出一种风气,讲“非遗”,一追溯其历 史,就总是往宫里、往皇家贵族那儿去攀援。其实这不都是吹牛,确实有这种情况,原来可能是宫里的东西,例如掼跤,后来沦落到基层。这是贵族文化进入基层的 一种影响。

  其实,不止是权力阶层,清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各个阶层都在重新洗牌。基层有变化,中层也有变化。观察近代北京,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外形有变化,里面的人也有变化。

  满清贵族下移之后,新的上层群体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近代史上,北京的新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有力量的群体,他们是如何兴起的?

  唐晓峰:近代北京的上层自然与明清时期完全不一样了。从传统到近代,北京城有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中断了,一个是上层的皇朝政治群体,一个是中层的士大夫群体。民国前期取代前者的是北洋军阀,取代后者的是新型知识分子。

  北洋时期,上层政治集团很混杂,北洋军阀里有王朝旧官,有草莽英雄,也有留洋人士。这个混合体没有成型的文化,权力集团的规模也比清朝的旗人贵族小多 了。这些军阀所看重的利益是在整个国家层面上,作为城市的北京怎么发展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这些军阀不像原来的皇室,对北京城进行严密的控制。民国 的新权贵在京师社会中,根基很浅。

  传统时代的北京文化所依托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士人,在城市区域上,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形 成所谓“宣南文化”。宣武门外集中了一大片会馆区和士人居住区,聚集了文化水平很高的汉族士大夫,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名人故居,那里曾经住过赫赫有名的学者 以及朝廷重臣。这一空间特征是旗民分治造成的。宣南文化是清朝北京一个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但是,到民国北京的时候,分治的情况没有了,“宣南”文人群体 消失了。没错,“宣南文化”的确不复存在,但另一个文人群体取而代之,仍然是北京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的居住地已不在宣南,但影响力同样巨大。在这一点 上,北京还是北京。

  近代以后,北京出现了许多现代意义的高等院校,汇聚起一个巨大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的外省籍身份容易使人忽略 了他们与北京文化的联系。我的看法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属于北京的社会文化产品,体现了正宗的北京文化特点。当年的宣南士人,许多人也是外省人士,但只 有在北京才酝酿出精彩的成果,才产生举足轻重的文化影响。近代北京,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他们主导了新文化运动,其意义尽人皆知。知识群体在北京的特殊 性,正是这座城市特殊性的一个表现。

  近代北京经历过一场场社会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 九”学生运动等等,运动的参与者变来变去,运动的性质也随时改变。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讲运动、讲革命,不能把北京城搁在一边,而应该把运动、革命与北京城 这块“地方”结合在一起。近代中国风起云涌,北京算是开风气者,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冲动、一种行动的条件和价值,这都反映了它的近代特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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