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有毛巾、洗衣粉，以及其他和洗涤有关的东西。水管在门前哗哗流淌，但没有人想到去洗脸。以前需要走过山坡去挑水，两年前政府出资，各家自己出力把水管接到了门前，但习惯了与尘土相处的人们，多半并不觉得需要改变习惯。
石布的小叔叔有一双塑料拖鞋，晚上会穿过院子去冲脚。虽然没打过工，他却是村里第一个开始洗脚的人。出门打工的果果和五牛，会在一个盆子里洗脚，阿妈和弟妹并不仿效，虽然他们跟着学会了看电视和手机游戏。
下午，索布的婶婶躺在自家的院地旁边，比昨天更为衰弱。她的感冒加重了，但并不打算去医院或吃药。村里没有卫生室。觉力的父亲当年就是突发肚子疼，因为没有医疗过世。
酒是通常的应付之道，昨夜的酒烧鸡蛋或者糖酒，已是精心调制的药剂。感冒一般靠自愈，村中幼儿园的教室里，时常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因为感冒缺席，觉力和索布所在的学前班也不能免俗。
对于更严重的病情，办法是做毕摩。索布前几天请了一天假，外婆前一段一直头疼，阿妈请了人做毕摩。
对于大凉山人来说，做毕摩是把日子过下去的条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做毕摩：从感冒到卧床到轻重疾病，运气不顺，天气反常，冲犯邪祟，祈求牛羊丰足，婚丧嫁娶，或仅仅是每年例行的祈祷平安，祭祀祖先。按事情的大小、隆重的程度来区分，毕摩需要的时间和报酬也差别甚大，从治头疼脑热的几个小时到驱鬼的三通夜，从杀一只鸡待客到宰一只羊、送几百块钱。索布外婆做毕摩的代价就是一只鸡。
石布和阿萨在山上放养的爷爷，是村里最老的毕摩师傅，也教会了石布的爸爸和叔叔做毕摩。靠着毕摩的能力，爷爷不缺肉吃酒喝，常有零花钱，还能挣到粮食帮衬家里，在村里的威信也高。至今他一月要被人从山上请下来四五次做毕摩。
索布外婆做毕摩的报酬便宜，也是由于来做毕摩的是索布的一个家族叔叔和爷爷。两人都住在村庄的下方。叔叔有一副挂在家里的行头，斗笠帽子和花纹镶边的上衣，外披查尔瓦，最重要的一副长长的野猪獠牙，是他从村后石山上狩猎而得，打磨得锃亮。把獠牙戴在嘴唇上，似乎获得了野猪的某种神力，叔叔开始敲响手里的铃铛，念诵古老的经文，再从手中的木筒中掣出签条，用于占卜吉凶。一本发黄的手抄经文卷子还保存在叔叔家里，用于最疑难的驱鬼法术，是爷爷传下来。
在叔叔和爷爷对外来者的展示中，毕摩似乎不再那么神圣，具有了某种表演性。但它对本地人的权威仍是不可怀疑的。资历更深的爷爷，家中虽然有八个孩子，伙食仍能吃上开花白面包谷面两掺馒头，明显强于资历尚浅的叔叔。他的庭院则更符合一个老式彝族人的传统：粪水溢流，触目皆是黑色，似乎完全不担心病菌孳生侵袭。
没有人觉得，人们频繁的感冒和孩子的大肚子，和尘土或粪垢有关。在山顶上的火窝小学，支教老师们准备了牙刷和牙膏，要求孩子们吃饭后刷牙，进教室之前洗手。但在学校和村庄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堑壑。
家里最漂亮干净的东西，是每户门楣或显眼处挂着的照片。相框里的人们穿着艳丽的服饰，在照相馆布置的花草楼阁前留影，个个干净漂亮，似乎是特意储存起来的另一个世界，不能轻易触动。
艾滋
友色住在村庄的高处，像一个隐士。
他的住处，是妹妹家用来储放包谷芯子的垛子，四条木柱承着一个木条钉的橱，带一个遮雨的顶，每家都有一座。友色栖身的这座，顶子齐整，加盖了宽大的石板，看起来是专门翻修过。友色的被褥铺在堆满了木橱的包谷芯上，一条查尔瓦做枕头。另一条被昨夜风雨打湿的毛巾被，晾在木头围栏上。
十多年以前，友色在村中第一次艾滋病毒检测中被查出携带病毒，当时他已有多年吸毒史。从那以来，毒瘾和病毒以外的一切，都渐渐离友色而去。
因为吸毒，友色被劳教两次，进过几次看守所;家里的房子卖掉了。妻子忧愁之中开始酗酒，几年前上吊身亡，村中人怀疑她传染上了艾滋病;大儿子十九岁时摔死，大女儿出嫁，次女被亲戚接走，小儿子在县城爱心班上学，从不回来，友色成了彻底的单身汉。妹妹提供了这个安身之处，伙食也靠几个妹妹周济，和自己打零工解决。
友色随身带着政府发放的免费治艾药物，近五年来坚持按时服用，或许因此，他一直没有发病症状。但毒瘾并未放过他，往往在午后时分来袭，驱赶他从栖身的垛子上下来，下山去街上寻找吸一口的机会。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他，吸毒只能靠借和蹭，吸上一口海洛因的价格高大300——400元，而这已经是大跌一半后的价格。
这是由于吸毒者已经大量发病死亡。友色不是村子里唯一的艾滋单身汉，他的一位同伴虽然没有卖掉房子，却同样失去了家人和财产，妻子染病自杀，剩下的儿女被亲戚接走，屋里除了一堆供躺卧的松针空无一物。紧邻的亲哥哥房子空无一人，两个儿女先后死亡，妻子身亡，男人绝望之下跳了山下的大河，尸体十多天之后才被发现。
友色妹妹家的墙上有一张合影，相片上友色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站在一起，身后是打工所在的广州街景，却不经意出现了殡仪馆字样。站在当中带着太阳眼镜，裤腿松松垮垮的表弟已经死去六年，他是当年和友色一起初尝海洛因到共用针管的伙伴。身处异乡，三个年轻人大大咧咧的姿势像是在隐藏什么，又在拒斥什么。
“吸毒的人好像是有钱，有面子，特别是请人吸。另外，譬如表兄吸上毒了，让表弟也上瘾，这样比起只有自己吸，就不害羞。”村中一个老人描述。似乎在白粉的烟雾之后，可以暂时隐匿被格格不入的异乡碰伤的自尊。直到被毒瘾挟持到今天的境地，在生身之地成为寄居的外人，友色的眉宇间才散去了照片上的竖纹，透明的眼神里空无一物，看不出亲人生离死别的痕迹。
表弟留下了妻子和五个孩子，住在村庄最靠下坡的土屋里。长女阿惹记得父亲发病到去世的情形。父亲去世前一段脸色非常不好，嘴唇脱皮，掉头发，手臂上的血管都鼓胀起来。常常咳嗽，没有力气干活，还总是从妈妈身上拿卖玉米的钱去买毒吸，或者借钱，“那段时间家里最苦，妈妈和我们只能吃玉米。”
毒瘾发作的时候，爸爸浑身颤抖，脾气很大，妈妈因为不肯给钱还挨过几次打，阿惹和弟妹们都很害怕。“劝他不要吸了，他也想，但戒不了。”有时候爸爸又哭泣说对不起家人，家里人也哭泣起来。
去世那天，妈妈睡着了，阿惹和妹妹也已上床睡觉，爸爸对她们说你们要听妈妈的话。睡意朦胧中的阿惹正在困惑，爸爸拿起种玉米的农药喝了下去。等到叫醒妈妈准备送去医院，爸爸已经断气了。
爸爸去世后没有送上山，就在门前的树林里烧化了，只遗留两块堆柴的石头，看不出骨灰抛洒的痕迹。幸运的是，妈妈经过多次检查，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平时阿惹和妹妹喜欢坐在爸爸留下的一张木椅子上，这张做工结实带雕花椅背的椅子是爸爸自己做的，两姐妹睡的床也是爸爸生前做的，带着挂帐子的四根柱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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