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认过一个干儿子和三个干女儿。干儿子是周恩来的堂姑表侄儿王戍，现仍健在。干女儿有社会熟知的叶扬眉、孙维世，前者是北伐名将、后曾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大女儿，1946年4月8日在随父亲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与父亲及同机人员一同遇难;后者是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最早屠杀的一批革命者之一、共产党员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被江青、叶群迫害致死。还有一位却不为人所知，这第三位干女儿到底是谁?许多周恩来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周家亲属，都没人说得清。
本文选自《红岩春秋》2009年第5期，由谌曼玲提供资料，秦九凤撰稿整理。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生收了三个干女儿，三人却先后惨死(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谌曼里
谌曼里之父谌志笃
拨开尘氛 馨远益清
在周恩来嫡长侄女、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图文版)第157页上，记述邓颖超在“文革”期间得悉孙维世被迫害致死后对周秉德说的一番话：
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三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他父亲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邓颖超没有说明另外一位干女儿的名字，史学界能知道的人也就不多。其实，周恩来、邓颖超的这位干女儿名叫谌曼里，是我的嫡亲大姐，她原名贻蕙，曼里是后改的名字。
我的父亲谌志笃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曼里大姐是他的大女儿。父亲号石僧或释孙，生于1893年，1916年从贵阳考入天津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学习。在伟大的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周恩来相识相知，他们共同组织了天津的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在觉悟社中，父亲抽签成员代号为50号，因此他的代号为武陵。后来他的印章也多用“武陵”，直到今天，我还收藏着父亲的这枚“武陵”印章。
我的老家是贵州省西北隅的织金县。大姐曼里生于1922年，比我整整大25岁。据父亲说，她是在贵阳出生的。父亲是个文化人，他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到外地求职谋生，所以，曼里大姐从小就随父母东迁西涉。她7岁时，父亲在南京谋上一份差事，她便在南京开了蒙学。1931年随家人返回贵州，进了贵阳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读书，13岁时顺利毕业。由于她性情活泼，喜爱活动，又聪明好学，在学校是高材生，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我们的父亲一直喜爱京剧，大姐和我们都受到他的影响。曼里姐姐从小就十分爱好文艺，在上学之余，她经常阅读文艺书籍，在她身上体现着深厚的艺术潜质。
艰难时世 难忘成长
大姐曼里成长的年代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的艰难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自此，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特别是广大热血青少年，更是抑制不住一腔怒火，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贵州也概莫能外。许多青年都报名从军，志愿奔赴抗日前线，杀敌保国。曼里大姐当时虽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也毅然走出校门，登上北去的汽车，来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重庆。当时我父亲在贵州锦江谋生，知道爱女到了重庆，便立即赶到姐姐那里，将她送到设在重庆的涪陵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工。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将士浴血抗敌，而后方一些贪官污吏不思报国，继续过着奢靡不堪的生活。曼里姐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不能容忍自己终日无所事事，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相约几位女友登上轮船，沿江东下，来到离抗日前线较近的汉口，投奔到国民政府的102师，时任该师师长为柏辉章。
在柏师数月之后，台儿庄大战爆发，但中国军队在取得大捷后终因日寇势众，徐州失守。随后，日军移师西犯，上级调柏师前往迎战。战斗十分残酷，102师挡不住日军的凶蛮攻势，全师溃败。曼里大姐失去了部队保护，不得不夺门跑出。慌不择路，一直跑到了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的杞县境内，徘徊在荒郊野外，饥寒交迫。所幸遇上102师的曹副官长，才将大姐他们带回汉口。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为长江局副书记。到1938年秋冬，南京、上海已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起初拟迁武汉，一时，武汉三镇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时我的父亲正在武汉，他和周恩来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周伯伯聘我父亲为他的秘书，授予我父亲上校军衔。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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