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3月开学开始，尹鹏波和另一位老师每周半天时间来给莎莎上课。尹鹏波教数学，另一位老师教语文。
去了两次之后，语文老师不愿意再去了，“我还年轻，还没生孩子。”
尹鹏波也忐忑，他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他尽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饭喝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尹鹏波说，让莎莎回学校，对其他学生不公平，另一方面，又很同情莎莎。现在这样，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了。
陈凯安认为，尹校长送课上门的方式，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最理想的状况是让莎莎回到校园里，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现在我们的做法是违法的，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国家关于艾滋病感染者合法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但在目前情况下，保了一方，势必要牺牲另一方，我们只能保大部分学生。”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经过这场拉锯战，一些村民们承认，他们确实对艾滋病有了一些科学的认识，但还是恐惧——不敢喝莎莎家的水，吃他们家的饭，也不敢让自己的孩子接近莎莎。“小孩子没轻没重，擦破了皮就会有感染的风险。”一位村民说。
赤新村的闽奶奶一直认为，送莎莎去山西的红丝带小学，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能治病又能读书，最重要的是，莎莎离得越远，她的孙子就越安全。
直到现在，听到有人提到莎莎的名字，家长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问：“这小女孩没有再回学校了吧?”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家长们皱着的眉头放松，随后，又感叹：“这个小女孩无父无母又没法读书也是可怜。”
这种矛盾的心理，契合了2007年相关学者作出的研究。在针对黑龙江、河南和北京三地的582名学生的家长调查发现，95%的受访家长同意感染艾滋病的学生有受教育权，但只有32.1%的家长同意自己的孩子与感染艾滋病的学生同班学习。
专家分析，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歧视行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自我保全行为，是正常的生理性排斥。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说，尽管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说要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就学、就医、生活救助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很多主管部门不能左右的情况。
吴尊友认为，最根本的是加强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每个人对艾滋病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了解多了也就不再担心和恐惧了。
宁乡县教育局宣传教育科科长陈凯安说，我们也在尝试宣传，让大家消除恐惧，但是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了，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没跟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送莎莎回学校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估计还会很艰难。站在法与理之间，我们也很为难。莎莎年纪还小，以后读书的路还很长，要怎么办，我们也很伤脑筋。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死亡17.7万人。而按吴尊友的估计，通过母婴传播患上艾滋病的14岁以下儿童有8000人左右。他们中的一部分仍在遭遇“上学难”的问题。
为莎莎单独开课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尹鹏波被网友称为“最美校长”。
尹鹏波觉得他没那么高尚。“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或许教完这个学期，我也坚持不住了。”
吴应秋时常对着房间里一面贴满了两个孙女奖状的墙壁发呆——小学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可是，初中呢，高中呢，以后呢?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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