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夫人李莎揭秘林彪叶群孙维世爱恨情仇(图)

　　康生文雅，曹轶欧寡言

　　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李莎回忆说——

　　我们和康生在柳克斯公寓是近邻。我和立三住在81号，他和老婆曹轶欧住在84号。从外表看，这对夫妻很不般配。康生身材细瘦，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装束讲究，举止文雅，完全是一副西化的知识分子派头。

　　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艺术也十分感兴趣。在他个人的收藏中，包括了俄罗斯特列嘉柯夫画廊、法国卢浮宫等一大批世界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画画册，十分丰富而珍贵。他的老婆曹轶欧是个其貌不扬、少言寡语的妇人。我一直纳闷，究竟是什么纽带把这两个人扯到了一起?

　　在莫斯科，康生身居中共代表团第二把手要职，仅次于王明。平时，只见康生鞍前马后地追着王明[1]转个不停，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管王明地位显赫，被不少人捧为“领袖人物”，但立三心中有数，从不对他唯唯诺诺。中共代表团有什么事，也是康生出面找立三，王明是不肯轻易露面的。从表面上看，康生对立三的态度还算客气、温和。

　　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提出建议：如果李莎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转人中国籍。“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李莎和立三一起揪到“批斗会”上。

　　从此，北京城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李立三对《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公告》进行了回应：“这些捏造的罪状决不是群众的意见······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搜查遗物时才发现了它。”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李莎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坎坷之后，难得平安。” 李莎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