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淡路政夫跟随公司来上海高桥建厂，在此建厂的还有日本松下、索尼等知名企业。这是淡路第一次来中国，失望的是，上海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有历史感。也许是城市不对，他安慰自己。
他在这次旅程中发现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做错事不道歉，乱扔垃圾。他动手做了一个垃圾箱，但被人无视，垃圾被扔在箱子周围。
在中国，他恰好亲历了邓小平去世的特殊时期，食堂里的电视滚动播放这条新闻，在场的中国人都在哭，天安门降半旗，淡路他们不知所措，跟着低头默哀。他后来对人说：“这就是个人崇拜啊，日本不会的。”
尽管中国的神秘感已经不复存在，对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国家的好奇却丝毫没有减弱，那个源自童年的愿望依旧强烈。
2006年，60岁的淡路政夫先生从工作了38年的工厂退休，拿到工厂给的一次性退休金，约合人民币150万。他很高兴，对妻子说：“我终于能够去中国啦!”妻子知道他想在中国长年生活，因为自己“被抛弃”、“可怜”而大发脾气。
一家五口坐在一起就此事投票。大儿子和小儿子希望父亲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二儿子选择站在母亲一边，3:2，最终淡路政夫带着他一半的退休金来到中国。10年过去，想起这一幕，这个精神的小老头仍然带着激情回忆他当时对妻子说的话：“去中国是我的使命。”
这次来到中国的观感，和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多少。淡路发现，高速公路居然会闯进马车，司机在后面疯狂按着喇叭。那些名胜古迹人满为患，人们随地吐痰，打电话的声音大得像吵架。他尤其费解的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在日本只有老鼠才吃”的瓜子，而且吐得满地都是。后来他尝试了一下，“其实还很好吃啦，就是太难剥了”。
淡路先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汉语，100多个留学生按汉语程度的高低分为7个班，他在本班年纪最大。班上有个和淡路年纪相仿的韩国人，俩人私下交流，都是跟夫人吵了架出来的。学校领导喜欢日本人的守时、认真和听话，把班长都定为日本人，淡路也是班长。每次年级会，7个日本人先相互道歉，检讨哪儿做得不周到，再叽叽喳喳用日语讨论一番。
淡路每天都请中国朋友、同学出去吃饭、唱歌、泡吧，他的退休金很快花完了。现在淡路仍然喜欢和朋友吃饭，提及谁掏钱这个问题，他两手一摊：“肯定是AA吧。我不请客，我没有钱。”随后不好意思地哈哈笑两声。
在北京，像淡路这样以散兵游勇的身份谋生的日本人极其少见，何况还是这个年纪，而收入也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他倒是凡事看得开，经常对朋友感叹，如果不是在中国，做梦都想不到能够成为老师。
淡路说自己现在很忙，掏出名片，点着上面罗列的学校：“这个周二上课，这个周三……”，聊天的时候，联系授课的电话不时响起，他会笑嘻嘻地表示抱歉：生意很多。他在中国传媒大学教大一大二的日语口语课，兼任三个日语学校的老师，除此之外还要给两个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日语辅导。
在大学里讲课，淡路总是穿西装笔挺地站在讲台上，他和年轻人聊一些自认为有意思的事，说到激动处调高音调，两只胳膊张开，在空中比划，还“咚咚”敲着桌子。他挨个儿纠正学生发音，眼睛越过挂在鼻梁的近视眼镜贴着课本，认真至极。
他经常借一些关于中日关系的日文书籍，时不时表达“希望中日一直友好”的愿望，对“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充满信心。
他的学生李思嫣觉得淡路古怪：“每次上课淡路老师都会聊一些近期的新闻，比如贪腐问题，他会说‘在日本这种问题绝对不会发生’，转而又乐观地说‘但是我觉得这些对中国来说都不是问题，会越来越好’。每次他都头疼地铁上又遇到大吵大闹的人啦，转而又说‘有意思，我喜欢坐地铁’。”
“我认识的日本人都比较谨慎，拘谨，爱干净。但是淡路老师不一样，他每次来上课就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摆摆。我认识的很多日本人用完粉笔一定会洗手，他们很介意蹭到自己的衣服上，放东西也是轻手轻脚，但是淡路老师不在意。”
接受采访之前，淡路政夫正在和日本的朋友视频聊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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