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路先生今年年满70岁了，他以传媒大学到国贸一带为生活半径，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骑着自行车匆忙来去。他闲时喜欢小酌黄酒，喜欢中央三的娱乐节目和中央四的国际新闻，天气好时，他就去公园里和其它老人打太极抖空竹。他嗡声嗡气地对每一个在小区里打照面的人说“你好”，不管认不认识。
这位长脸、眼睛细小的老者有点不修边幅，灰白的头发随意趴在头顶，冬天穿一件肥大的灰色羽绒服，脚上常年是一双黑色皮鞋。如果不开口说话，和普通的“北京大爷”没什么差别。很多时候，别人会当面喊他“日本鬼子”，被问及感受时，他微笑着连连说“没关系，我不在乎”。
老先生是来自东京的淡路政夫，他也确实是一位先生，过去十年一直在北京教授日语，有课要上的时候，他会穿上西服，日本人的严谨一面在这时有所体现。
在日本，几乎所有亲友都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抛下妻子来中国生活，甘心忍受许多事情，而且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像日本人。
和同时期的中国有些类似，在淡路的成长过程中，家庭里有着浓重的政治气氛和鲜明的政治分歧。父母在生活中几乎毫无共同语言(甚至不曾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在政治派别上也针锋相对。
淡路的父亲做刻章，“他很骄傲，觉得自己是艺术家”。随着机器生产的普及，他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家庭条件也越来越差。他终年酗酒抽烟，去赛马场赌博，在家则保持沉默，任凭淡路的母亲埋怨。
母亲经常嘲笑丈夫居然支持自民党，“那是有钱人才追捧的，你是穷人，真虚荣”。她自己则一直教导淡路和两个妹妹“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朋友”。大选期间，淡路的母亲带着他，冒着坐牢的风险，深夜里在电线杆上贴共产党的海报，“现在想想真是怀念啊”，淡路称赞已过世母亲的勇气。
在那时的日本，信奉社会主义还说得过去，喜欢中国则显得非常另类了。即使在自己家里，淡路对中国的巨大兴趣也难以得到理解。
淡路政夫从小喜欢中国，看上去也流露着对自身的不认同。“日本太小气”，他喜欢阔大、深远的气度。现在聊到对中国的认知，他还连连称赞“历史恢弘，建筑壮观”。他读过四大名著，尤其喜欢《三国演义》，惊叹诸葛亮的聪明。到中国去，成为自幼就埋藏在淡路心底的一个愿望。
坐在书桌前的淡路政夫
1965年，20岁的淡路考进日本中央大学，由于对中国感兴趣便参加了校园社团“中国研究会”。在日本的校园里，如此关切中国的青年少之又少，好在他们不会受到干涉。30多个社员天天在小房间里讨论问题，“比学习有意思多了”。他们分成两派，支持毛泽东派和反对毛泽东派，支持毛泽东的人只占两成。每次讨论，毛泽东的拥趸举着《毛泽东语录》之类的小册子念一通，但经常处于下风，争吵不过也就散了。
淡路推崇日本共产党，由于毛时代的个人崇拜和强制性命令，他对隔海相望的共产党持保留意见，“日本共产党更独立自主”。
1960年代初期的安保斗争(因对新的《美日安保条约》不满而起)，是战后日本最激烈的社会运动，到了淡路读大学的时候，安保斗争的余波未平，东京各个大学里盛行学生运动，很难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淡路在大学其实只读了一年书，后三年几乎都是“丢开书本闹革命”，狂热参加学生运动。学生们怀着“左翼执政”的理想上街斗争，时常发生流血事件。“当时就像着魔一样，晚上在校园里的长椅上睡一夜，醒来径直上街。”直到60年代末期，运动被政府打压，赤军派逃往朝鲜，多数学生成为上班族。
30年后，这群学生才拿到自己的大学毕业证。
先锋是日本家用电器业的巨头，尤其以音响、DVD等产品闻名。离开校园以后，淡路进入了这家企业，成为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从此再也没有卷入社会运动之中。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偏爱，自此成为很私人的事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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