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乘车、乘船与乘坐飞机的人们来说,谁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发生任何问题。在每次较大空难之后的报道中,总有个别人是幸运者,无论是什么原因没有买上该次航班的机票,或者是因故迟到没有赶上飞机,甚至因特殊情况被乘务员赶下飞机等,只要没有登上出事的飞机,就是幸运者。可是,也有本不应该乘坐出事的飞机,就是买退票也非走不可的。以上两种人都是无意之中在生死线上摇摆,一念之差,就有性命之忧。
专机师有一位女领航员,死神曾4次向她打过招呼:在一次本场夜间复杂气象的训练飞行中,为了能争取到学习的机会,在飞机停下来准备换人的时候,眼看她就要登上飞机,结果因机上人多被机长赶了下来,因为都想用复杂天气训练的机会亲自上天观察一下别人的飞行,这种好学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就是这架伊尔14飞机,换人后的第一次起飞就发生一等事故,飞机与人再也没有回来。还是这位女领航员,一次执行专机任务中,当飞机到达福建沿海晋江机场上空时,被误认为是敌机,受到地面高炮部队的开炮射击,幸运的是没有一发射中飞机。第三次是坐汽车到机场准备执行任务的路上,突然翻车,幸运的是没有受伤。第四次,在直升机上又遇到意外迫降事故,虽然伤势不轻,曾躺在病床上昏迷了几天,最后总算又把自己的小命捡了回来。身体康复阶段,经过自己刻苦锻炼,她重返蓝天。人们都说她命大,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惊无险。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不被人们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在9月13日凌晨,面对突然飞向西北方向的256号专机与3685号飞机,面对叛逃行为,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飞机上的飞行员与劫机者之间是属于劫持与反劫持的关系!因为从表面上看,飞机的确是在飞行员驾驶之下向境外方向飞行的,笼统地认为飞机上的人都是一伙的。投敌叛国以它最鲜明的政治倾向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各级领导眼看着飞机向西北移动,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的人考虑到祖国的尊严,建议将飞机打下来,空军司令吴法宪曾下令张家口附近的地面炮兵部队向直升机射击。在这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谁也不去冷静地考虑飞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更不会想到我们的飞行员是好人,是被林彪及其死党骗上飞机并劫持叛逃的。有这种想法,也只是基于平时对自己飞行员战友的印象与基本信任,在专机师指挥所现场的师长、政委及参谋长们确实也想到了这一点,而且,在议论中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叛逃,也只有他们最了解身边的同志,可是,眼前残酷的现实把每一个人都带进一团迷雾之中,不能冷静地思考一下紧急补救的措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不坐飞机,除了林彪,谁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把两架飞机以欺骗的手法弄到空中呢?由林彪发难并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是“九一三”事件的基本特征。
后来从3685号直升机被迫降的经过中得知,当吴法宪派飞机对其进行空中拦截的时候,黑暗中飞行员看到空中机动飞行的小飞机,心理马上产生一种得到地面支援的感觉,并以躲避小飞机的拦截为借口迷惑敌人,向后转弯,将飞机飞了回来。根据2685号直升机的启示,如果林彪专机从山海关强行起飞之后,也能及时得到小飞机的支援,在地面雷达的正确引导下,空中指挥小飞机与256号专机保持编队,飞到256号专机的前面不时发出灯光信号,或者向飞机的前方开炮,甚至再有地面探照灯的配合(当然不能直接照射飞机),此时,无可奈何的机长潘景寅,肯定也会在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并以此为借口,分散林立果们的注意力,实施机动飞行,有可能使僵局发生转机。现在不敢说这样做肯定会出现什么结果,但至少出现转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56号专机从山海关起飞后那极不正常的转弯轨迹,足以说明潘景寅同林立果们斗争的情况。事后看,如果飞行员在空中与劫机者兜圈子,消耗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有可能飞不到国外。
“九一三”事件以后,根据每个人在事件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提起有些人在事件前后的变化,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谈到256号专机组遇难人员,觉得他们够倒霉的,千年不遇的事情让他们碰上了。机组活着的5人(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已经因病去世)虽然事后命运坎坷,总算毫发未损。“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无论什么原因不在岗位上者,由于远离是非之地,被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有的甚至因此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这种现象被说成是因祸得福。
不管怎么样,目前生活在社会各个角落的256号专机组的幸存者还能有机会看到“九一三”事件以后42年来的事态发展,还能亲耳听到自己专机师的战友多年以后对“九一三”事件谈出发自内心的评论与真切的看法,还能知道国家领袖人物对“九一三”事件中死难人员的讲话,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给历史提供资料的旁证。可是,死去的战友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了。他们在飞机上就是带着多么困惑的疑问,也没有机会向世人表达了,只有曾与他们同机共济的战友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情,从这一点讲,也许他们的亲人与子女都不能理解到那样的程度。
空军专机师因“九一三”事件受审查的60多人,绝大多数随着1976年部队大批转业的行动到地方工作了。但也有少数仍处在拘留审查之中,例如山海关现场的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前面提到的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等。他们基本上都经历了审查——按敌我矛盾对待——回部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过程。审查部门也换了几次,交接手续也比较模糊。现在回想起来,这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10年的大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九一三”事件开始到10年后,即1980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时期。
回首往事,如果把“九一三”事件比作共和国政治海洋里涌动着的一股浪潮的话,专机师被牵累进去的人们就好比这浪潮中的一滴水,随着浪潮的运动而运动着,只有这股浪潮处在平息状态的时候,才会考虑到浪潮中的这些“点”如何办,否则,是不可能离开浪潮而单独被分离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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