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还包括周恩来、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那么，他可能仅仅为一个“称天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怒吗?这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 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立刻“龙颜大怒”呢?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内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这种看法，“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就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张、姚则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张、姚的报告草稿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若由此推断，则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态度，主要是怀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如此，所谓的“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之类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借口，因为毛泽东若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 “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有关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那些争论并无充分根据，还有不少反证，何况仅凭这一争论也无从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首先，当时陈伯达刚开始向林彪集团靠拢，还未成为林彪集团中人。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由于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责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了对他的“批评会”，叶群在会上公开支持江青，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其次，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似乎也没有故意“不与张、姚合作”，他们三人一起去林彪处商讨，出来后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评。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据此看来，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
因此，所谓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政治性冲突，更可能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味道的摩擦。而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那些争论，也可能只是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时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可以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各种理解。例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按照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显然，文革时期那种习惯性地把对毛的说法的不同理解“上纲”成“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不一定能成为史家的论据。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设国家主席”一议其实并未引起什么冲突，而真正发生了的“称天才”问题上的争吵，会后又被掩了下去，不再深究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上其实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罗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而，毛泽东既然决定要整林彪集团，就需要上纲上线，需要找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样才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直到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毛泽东才考虑成熟，他选择把“设国家主席”问题 “上纲上线”到“反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设国家主席”就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根据这一说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泽东在与刘丰的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毛还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话说的是“他们”，似乎泛指他的对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后，可能考虑到这个说法不妥，涉及的对立面过宽，有损毛的形象，就在正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把“他们”改成了“有人”，这样就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从此，在中国的当代史学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视为解释和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据。然而，史学界应当对这个“论据”重新分析思考。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位置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后来，经由毛泽东亲自挑选并带头“大树特树”、而且在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所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拥戴和热烈支持下，林彪这个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中共“九大”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内容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他这个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屈尊为起义时任基层军官的林彪捧场。
称林彪“抢班夺权”，无非指他欲得国家主席之位。林彪既已身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对他来说，登上一个虚位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地位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高升”，而且这个位置也毫无实权可言，他这个“接班人”、副统帅多一个“国家主席”的空头名义也不可能就达成从毛泽东手里“篡夺党权”的目的。在以党领政、毛泽东个人“君临天下”的体制里，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国家主席这个虚位元首不可能对毛构成真正的威胁。毛泽东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武装，仅靠动员群众，就能把手举宪法小册子的上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即便林彪真有意愿当这个名义元首，也算不上滔天大罪，更何况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他自己不想坐，为什么就一定要“国无元首” 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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