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此前也多次有过假意谦虚之情，他对真正的权力其实从来是丝毫不让的，但有时又对名义上的虚权故意谦让已示“胸怀”、以测“臣意”，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当然懂得不能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开幕式上就演出过这样的一幕。在那次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选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周恩来和林彪自然而然地都提出还是要毛当大会主席团主席;然后毛竟然提出，要让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他自己当副主席;这时，林彪只好站起来，强调一定要毛泽东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一边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号召“赞成的举手”，同时率先把手高举起来，带动全场“逼”得毛同意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对此有目共睹、记忆犹新，谁敢肯定这次毛反对设国家主席不是类似的“花样”，谁又敢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呢?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讲了话，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一再表明不设、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被视为林彪顾及毛的意见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
充当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负责人的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不仅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这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毛实在不愿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可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但提出这个建议的康生不仅与林彪的派系没有什么渊源，而且一年半以后就俨然成了代表中央查处“林彪反党集团”的负责人。所以，很难假设康生的这一提议与林彪有关。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显然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各小组听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把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者自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这说明当时毛对林彪的讲话并无重要的反对意见。据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会后，他曾特地问林彪，林在会上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似乎不合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话。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分”，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汪东兴本人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林彪死后，汪东兴为自己的这一发言辩解说，“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事后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话，把政治责任推给已被打倒的陈伯达以涮清自己，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这种辩说显然没有道理。首先，毛几次表示不设、不当国家主席，汪东兴绝不可能糊涂到 “忘得一干二净”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这么糊涂，他就不可能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升到毛的“大内总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与政治局多数常委的意见一致，可能他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再次，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还将进一步谈到这点。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
直到8月24日晚，这次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突然在会议期间“龙颜大怒”，似乎并非源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与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
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 “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汪东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当时汪东兴经常代表毛泽东向政治局传达毛的指示，因此，在那个人人随时观察政治风向的时代，汪的话有很大的分量。而汪是个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人，他所说的应该不是他杜撰的“个人意见”，很可能与毛私下里的某些表示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是林彪集团中人，批评江青集团的人动机各有不同，但目标趋向一致。
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很显然，毛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才“龙颜大怒”的。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是表现在“称天才”这个理论问题上，而不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但没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毛泽东于8月31日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因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这需要另作专门的研究。然而，由于毛泽东在世时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以后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围绕着这一钦定说法打转，模糊了“称天才”问题背后的冲突根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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