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拆开信封一看,脸色顿时变了!随后就昏了过去。康生看完信后当即拍案而起,大叫:“不得了!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立即布置下去!”
本文摘自2001年2月19日《法制文萃报》,作者魏肇权。
一
1959年3月24日,上海。中午,一辆黑色轿车驶抵位于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即现在日商独资经营的“花园饭店”),从车里下来的是刚从北京飞来的江青。江青这次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先行赴沪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作准备工作的。
次日上午,江青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的陪同下,去锦江饭店检查了八届七中全会会场。当天下午,上海市委交际处又指派一名副处长陪同江青前往南京路“永安公司”购物,然后又去城隍庙和龙华寺游览。当江青从永安公司出来时,谁也没有留意到,有一位神秘人物开始对江青进行跟踪,此人从南京路、城隍庙、龙华寺一路跟踪到江青返回下榻的“法国俱乐部”。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饭店房间里拉二胡时,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给她送来了一封信。
郝德光离开后,江青在沙发那里坐下,拆开信封,抽出里面那张信纸,放到面前一看,脸色顿时变了,自言自语道:“唔?!”她接着往下看,一张白皙的脸渐渐变得绯红,接着转为青白色,继而又变得煞白,随后就昏了过去……
当天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青的密友康生抵达上海。当晚,康生去看江青时,江青把那封使她昏过去的信件拿给他看了。康生一看之下,当即拍案而起,大声叫道:“不得了!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立刻布置下去!”3月29日晚上周恩来抵达上海,晚上10点钟,周恩来召见罗瑞卿,指示要迅速侦查匿名信案件。
周恩来对这个决定作了解释:“为什么要迅速调查呢?这并不是因为收信人是江青同志,而是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高度保密的;同样,会议代表的行踪、住处等也是必须保密的。江青同志虽然不是会议代表,但她的特殊身份和目前所担任的工作,具有与会议代表同等的保密性质。她在上海的住处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可是怎么会有那样一封信件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的手里呢?这是一个疑点。这个疑点关系到我们的保密工作,甚至关系到这次会议的安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封信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
周恩来要求罗瑞卿在10天内完成这个案件的侦查。
二
3月30日,公安部侦查专家宋添福带着两名助手飞抵上海。是日,以宋添福为组长、上海市公安局18名资深侦查员为成员的专案组成立了。
专案组随即开始工作。由于江青只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就只好从信封上查起。那是一个2号信封,上面只有5个字:“江青同志收”。这种信封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具商店、烟纸店都有得出售的,来源十分广泛,无从查起。于是就只好向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调查那封信是如何到饭店的。据郝德光说,这封信是他收下的,上面写着“宾馆负责同志收”,他就拆开了,里面装着给江青的信,他捏捏没有夹着什么东西,于是就直接给江青送去了。这是一封平信,是和所有平信一起送到饭店门卫室的。原先那个盖着邮戳的信封已经扔掉了。
专案组于是决定向3月26日向“法国俱乐部”送信的邮递员蒋晓英调查。据蒋晓英回忆,她在那天送饭店这批信件之前去“新进袜厂”送报纸出来时,有一个人站在她的自行车旁边,一双手正伸在邮袋里,像是在摸什么东西似的。
侦查员来了兴趣,进一步询问,了解到那个男子身高大约在一米七五左右,瘦瘦的。最初,侦查员以为此人是“新进袜厂”的,可是去向该厂一了解,却无此人。宋添福于是亲自出马,把电话打到邮电局,再向蒋晓英询问,得知一个细节:那人脚上穿着一双又脏又旧的工作皮鞋。宋添福于是得出结论:这人是附近哪家工厂的翻砂工、搬运工、起重工或者从事车、钳、刨、电焊之类工种的工人,那天他是在上班时出来的。侦查员照着这个思路去查,果然在“星光机修厂”查到了这个名叫钟秀山的可疑分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