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我是谁”?揭秘一个电信诈骗村的诞生(组图)

　　后来，有脑溢血诈骗案的主犯被枪毙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余干县城。然而，震慑力显然没有保持多久，诈骗开始死灰复燃。

　　“打击诈骗，乡政府这块主要是做宣传，其他也没有好的手段。空口说白话，他们也听不进去，有高额收入在那里诱惑。”邹国富向《中国新闻周刊》陈述打击不力的原因。

　　如果说刚开始从事诈骗是因为穷，那么后来则只是出于贪欲。“只要家里有合适的人选，一般都会做这个。村里有些包工头，小老板都不干了，回来做这些。”吴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吴明的村子里，有的村干部往往是诈骗的佼佼者。“他们能说会道，家里人也多，自然赚的也多。”吴明说，不少村民在“猪”上钩后，没有把握，都会去找村干部帮忙。当然，这需要从诈骗所得款中取出一部分作为提成。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也更加具有隐蔽性。作案者只需要通过网络智能语音平台自动拨打软件来拨打不特定用户，或者是群发短信的手段就可实施诈骗，不会跟受害者产生正面接触，跨区域犯罪的特征日趋明显。

　　公安部统计，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四十余万起，群众损失107亿元。而在2013年，电信诈骗案发案就已达三十余万起，群众被骗100亿元。

　　“重金求子”的诈骗手法也从开始的街头贴小广告，发展到了登广告、短信群发和电话群拨。“案件的受害者和报案者大多在外地，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大多都已成了气候。”时兴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诈骗人员“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让时兴国震惊。他曾经审讯过一个犯罪嫌疑人，小学三年级文化，连拼音都不会，但跟别人打字的时候从来不会有错别字。“他们肯钻研，会买手写板，甚至买字典，一点点查拼音。”

　　2000元的宽带

　　2015 年2月9日，360公司发布 “中国网络骗子地图”，网民可以通过地图，发现诈骗高发区和作案手段。这是通过对12亿终端设备的安全保护大数据分析挖掘出来的结果，余干县所在的区域也被用绿色明显标记，其他为人熟知的诈骗区广西、海南、福建、云南等也都有显示。毫无疑问，电信诈骗已经具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

　　曾有数据统计，全国范围内，海南的骗子聚集人数最多，超过4万人次，占全国骗子总数的30%;其次是广西、福建。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看来，这其实是中国特有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的一种体现。“只要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并获取了利益，整个地区的人都会跟进学习。”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诈骗的区域化特征与一个地方的人占据一个产业是类似的，比如说申通快递、圆通速递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均为浙江桐庐人开的。

　　在他看来，在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产业聚集”背景下，如果相应的条件不成熟或者不完善，很容易导致价值观和是非观的扭曲。

　　在专家眼中，电信诈骗的量刑轻，惩罚小，正是不完善条件的一种。到目前为止，法律对电信诈骗犯罪定罪量刑仍是采用普通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最低入罪标准为3000元，而电信诈骗往往都是从小额度开始的。另外，电信诈骗数额的调查取证有一定难度，“受害者与罪犯不在同一地区，我们做事也需要同其他地方的兄弟机构沟通，取证费时费力也费钱。”时兴国说。

　　防范意识的增强也是必须的，而这需要公安部门等相关机构加大事前宣传力度。“公众在接到诈骗或疑似诈骗的电话或短信之后要迅速向有关部门举报，从而对电信诈骗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眼中，电信诈骗案件，运营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位昔日的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离任后，依然对电信诈骗非常关注。

　　“基于我对各种案件的分析以及受害者的回访，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即他们会认定诈骗者是什么人、什么部门。”陈伟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实施电信诈骗者都会运用改号软件来伪装，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受害者甚至会打114查询，证实后深信不疑。”

　　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陈伟才发现，在2013年30万起电信诈骗案中，其中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90%以上。他甚至拿出一个《2013年被骗100亿元电话诈骗利益分配图》指出，其中，运营商在这个“诈骗蛋糕”中获得10%的利益。

　　在他看来，解决电信诈骗乱象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把虚拟改号的电话拦截下来，不能让这些伪号接通电话用户，而这是源头所在。“同一个地址发出数量巨大的短信，运营商肯定知道在做什么，但为什么不主动去作为?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

　　在陈伟才眼中，运营商的责任远不止此。“一些员工非法出租网络电话线路参与犯罪;手机实名制未落实，警方每打掉一个电话诈骗团伙，都能缴获成百上千张无记名手机卡……” 他罗列着这些已经烂熟于心的问题。

　　而在余干县，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暴露得更为严重。吴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村子里从事诈骗用的宽带，都是专门定制的。“普通的宽带一年只需要六七百块钱，而用来诈骗的宽带需要向运营商交两千多元或者更高的费用。”

　　取保候审之后，李树芳和丈夫徐家力回到村里。村民得知后，都说李树芳傻，“在里面怎么能全交待呢?”李树芳不以为然，反而有些悔悟，“被骗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都挣的是辛苦钱。”徐家力坐在旁边，话不多，他说最喜欢看的是白岩松主持的《新闻周刊》，“很正直，替老百姓说话。”

　　就在两个月前，白岩松主持的另一档节目《新闻1+1》曾专门揭露电信诈骗，但徐家力错过了这一期，那时，他还在看守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