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作者刘源、何家栋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少奇与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毛泽东语）？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
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至于“去脉”，不属历史命题所关注的范围，留给读者们去想。所以，也可能是解开了许多谜团，提出了更多的爆炸性大问题。正是这些大问题，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邓小平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1998年，尽管有下岗风潮的苦恼，又抵抗了百年洪灾，但世所公认：相比周边邻邦及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不错。回忆、叙述、总结过去，总是要联想现实，我们会更深地感到：几千年来梦寐以求，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饱穿暖了；在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家的领导集体不也是历史上最团结稳定、少有错误的吗？看现实，又总要追寻过去：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过去，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疑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
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
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
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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