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回应文革会否重现:极端仇官仇富已出现(图)

　　上课

　　可是，一个副部级官员，要在大学校园公开讲“文革”。他到底会讲些什么?这场系列讲座无法不吸引外界目光。

　　据校方预告，讲座具体包括7个部分：“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运行载体与活动方式、“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与社会理想、“文化大革命”的治国方针与理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实际进行的7场讲座也确实按此纲要进行。

　　第一场，于幼军介绍了选择从“文革”开讲的缘由。

　　他直言，1981年的中央决议已经判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历史已经决议，人民也明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我们对‘文革’缺乏客观剖析，‘文革’研究都变成了不成立的禁区。”

　　“明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让于幼军感到忧虑的是，“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着党和人民肌体，但还有一些人不知“文革”为何物。

　　提问环节，一名学生发问，“文革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吗?”

　　于幼军回答，“文革”的土壤还在，很难防止，特别是当人对它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时候，在一定条件下，“文革”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部分重现，但只要警醒、反思和批判，他相信，最后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第三场讲座课后，于幼军就此与学生进一步交流。他表示，“文革”完全重演是不可能的，毕竟有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步，有民主法治思想的进步。但现在要防止民粹主义、极左思潮的泛滥。特别是网上，已暴露出一些不好的倾向，如极端的仇官仇富等。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场的提问环节，也是7场讲座唯一保留的一次。此后的几场，由于内容较多，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一不小心就会“拖堂”，提问环节只好取消。

　　为此，于幼军多次表示，如果有问题探讨，可以写信写他。信箱在锡昌堂4楼、5楼各有一个，他会一一看过，只要有时间就尽量回复。

　　虽然互动减少，但随着讲课深入，“干货”也越来越多。

　　针对“文革”的实践效果，于幼军给出多组数据：

　　政治上，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多达230万人，约占“文革”前全国干部总数——1200万人的17.2%。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近3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

　　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几乎没有增长。如1966年人均粮食379斤，食油3.5斤，猪肉14斤，1976年依次分别为381斤(只多了两斤)，3.2斤(下降0.2斤)，14.4斤(上升0.4斤)。

　　“检验评判一种理论，一个政治运动，一场社会实践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以某种理论为依据，也不能仅以发动和领导者的主要动机为标准，而必须也只能以其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为主要依据和标准。”在于幼军看来，以此标准评价“文革”，只有一句话——必须从总体和根本上否定。

　　亲历

　　能对“文革”这样深入研究，多少和于幼军经历的年代有关。

　　据《环球人物》此前报道，于幼军祖籍江苏丰县，1953年1月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是老红军，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此后定居广州。

　　1971年，18岁的于幼军从广州市重点中学109中学高中毕业，之后留校担任高一年级辅导员，同时给学生上语文课。

　　“并读新闻”客户端报道称，文革期间，于幼军的父亲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于幼军留校时，用的是木工身份。为此，他还揣着钉锤，当了几个月学校的木工。

　　“并读新闻”上述报道还提到，因为家庭成份问题，于幼军上不了大学，只能旁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课程。

　　他很喜欢鲁迅，在一次学生讨论中就“鲁迅的思想转变”发言，被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教授慧眼识珠。吴邀他给中文系的讲师和学生讲一个两百多人大课。于幼军并未胆怯，一讲成名，此后也有了进入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机会。

　　此次在中山大学的讲座，于幼军没有太多提及自己或家人在“文革”时期的遭遇。

　　他只是透露，其曾在1972年、1973年时想办法四处借书看。

　　读书让于幼军意识到，“文革”再这样搞下去肯定不行，年轻气盛的他也由此开始痛苦反思。

　　反思，意味着看问题要全面客观。

　　此次讲座，有一章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预告发布时，标题让外界颇有揣测。

　　于幼军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主动提到，讲座消息传出去，不少人给他打电话，网络上也有跟帖，议论最多的就是“正义力量和正效应”这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