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回应文革会否重现:极端仇官仇富已出现(图)

　　该书出版于2013年11月，总计37万余字。于幼军在后记中写到，“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于当今中国，既是一个拂之不去、无法回避，跳不过、绕不开也拖延不起的问题。”

　　不过，就像曾经在深圳与网友对话、在山西公开做检讨一样，于幼军都能泰然处之。

　　他表示，“争议是好事，从来真理都在争议愈辩愈明。只要是讲道理，而不是‘文革’遗风的强词夺理、武断捧杀，我都敞开胸怀欢迎，乐于与之探讨切磋。”

　　回归

　　2015年12月，于幼军把他的“乐于与之探讨切磋”搬到大学课堂。

　　此前的2015年1月，62岁的他到龄退休。当月，在南水北调办岗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期间，于幼军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他当时透露，正在写《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卷，时间跨度为1965年-1978年，刚好横跨整个“文革”时期。

　　他还表示，想平平静静退休，回到书房，读书、写书，以后再争取教书。“我就是一个书生嘛，我也是一个教师出身，回去很好嘛，回到人生的原点。”于幼军这样说。

　　9个月后，于幼军受聘中山大学哲学系，担任该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

　　某种程度讲，于幼军的这一选择合情合理。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书——上世纪70年代，于幼军曾是广州第109中学的语文老师。

　　他早早就做过学问。1981年-1986年，于幼军曾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与黎元江合作撰写的《社会主义四百年》获得广泛好评。

　　1993年3月，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于幼军进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在职硕士。3年后，他在该校哲学系继续深造博士学位。

　　据《环球人物》报道，于幼军的博导、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叶汝贤曾表示，作为学生，于幼军无疑是合格的。他很有天分，且读书刻苦，从不缺课。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给予很高的评价。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羊城晚报》曾就官员读博现象采访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

　　黄达人明确表示，他亲自去听过于幼军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他答辩时没有任何稿子，回答提问的时候，他能直接说出在论文第几页第几行是怎么说的。起码他的博士论文，我看着是放心的”。

　　多年来，于幼军也和母校时有互动。

　　2013年11月，中山大学哲学系办公大楼“锡昌堂”举行落成典礼，于幼军受邀出席。

　　今年1月，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情，“中山大学的校长在我落难的时候出来替我说话，我很感激他。他说，别的领导干部出来读博士都受到质疑，起码还有于幼军这个是真的。”

　　两个月后，于幼军前往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调研。

　　该所官网显示，李萍所长向于幼军初步表达了希望其能够担任本所特聘教授的热切期望;不谋而合的是，于幼军博士亦表达了在结束仕途之旅后，希望回到马哲所、重返“书生”生活的真诚愿望。

　　于是有了2015年岁末的一幕。

　　于幼军坐在讲台前传授知识，有人认真听讲，有人犯困打盹，也有人迟到、蹑手蹑脚到处寻找座位。

　　此时的他不再是市长、省长、部长。他只是一名教师，下课后端起水杯，一边喝一边说，讲两个半小时，不敢多喝水，中途上厕所就麻烦了。

　　年轻人则围在他身边。有人要求签名，说是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希望写上妻子的名字;有人要求合影，横的来一张、竖的来一张，不小心闭眼了还要再拍一次。

　　于幼军都欣然答应。他对前来咨询的学生透露，本月22、23号左右，还会做一场讲座，讲民主政治。到了明年，他将开始招收博士生。

　　走出报告厅，一位在读博士追上来与他继续探讨。该博士说，他想写一些涉及“文革”的文章发表，却因题材敏感遭拒。这时，于幼军微微皱眉，“大家不说‘文革’，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