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开中学的日子
三天后就是建校110周年的日子了。我很想念学校、老师们、同学们，特别是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曾经的同窗。今天我讲一讲我的中学生活，以报答学校对我的培养、教育之恩。
人不能忘恩，我将学校的培养牢记在心。1954年我进入南开中学，那时还不到12岁，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当时考南开中学，妈妈并不知道。虽然担心考不上，我还是偷偷报名了。考上了，母亲也很高兴。当时我们的小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1904年维新派人士严修和教育家张伯苓创办了她。对于刚入校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新天地。在我的眼里、心里，她都是美的、神圣的、深邃的。她有着古典的建筑：建于1907年的东楼，上方大字写着“天津南开学校”。北楼、中楼、范孙楼、瑞廷礼堂风格各异，或古朴典雅，或蔚为壮观。建于1906年的北楼是最古老的。灰砖、拱形艺术长廊，中西合璧。然后是长廊，然后是四排宿舍。敬爱的周总理早年曾住在四排三宿舍（文献中写的是二排）。我读高三时住在四排四宿舍。旁边是小花园，有着常绿的侧柏，花园春日常开。西边是西后院，是活动的场所，有一个200米的跑道，两个小足球门。入学第一天，礼堂坐满了人，校长杨坚白、副校长杨志行身着米白色中山装，站在主席台。杨坚白校长身材魁梧，浓眉、大胡子，神态威严。我们那时讲一个笑话：这张照片中他没有胡子，因为已经是晚年时期了，可是找他的传记，发现里面全是大胡子。副校长杨志行身材清瘦，戴眼镜，举止文雅。他们都是教育家，是我幼小心灵的偶像。
一进入中学我好像就长大了。童年时期十分动荡艰辛，曾看到过社会最底层，增加了我的阅历，使我有了同情心，让我成为了一个懂事的、向上的、积极进取的人。从小我就能吃苦，从不叫苦，遇事常说“我不怕”。脑海中有许多仁人志士的故事，我常对自己说要像他们一样，心胸宽广。我在进入中学时便立下誓言：“要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好”。我比别的孩子早一点成熟。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人才，孩子们都想要当工程师，家长要孩子们学好数理化。我热爱所有的科目。中学是打基础的时候，所有学科都很重要，对于做人、成才都是需要的。我小时候数学就很好，中学更下功夫。数学训练人的思维：想象、分析、逻辑、推理。为了解题，我常费力寻几种方法。我那时是数学课代表，数学竞赛还拿过名次。我喜欢物理、化学，同数学一样，它们是自然科学。那时实验室在范孙楼，我们能动脑、动手。上大学学习地质时，物理、化学非常重要。地球由岩石组成，岩石由矿物组成，有着一定的密度、硬度、晶体结构。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的元素周期表，还是中学时记下来的。大学时对每一个元素、化合物特征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但基础是中学打下来的。地球科学离不开物理，要学习地球物理、天体物理。在工作后，课余时间，我还努力学习力学。我学数理化不满足于满分，而是理解、认识、思辨能力的培养。我对事物都很好奇，会发现、提出问题，问为什么。这种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让我终身受益。我也爱语文。我从课文中知道那么多名家、名著。那些感人的古典诗词、名家名篇，我至今还能默诵。中学时用各种书籍来了解世界，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认识学校以外的世界。那时东楼是图书馆，有一间大阅览室。我抢着借阅中国古典名著。有一段时间我很迷武侠小说，那时候还不是看金庸，我看的是《三侠剑》《小五义》。后来我读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书，我看到了历史规律，看到了历史、现实中丑恶的一面，看到了社会在发展、进步，看到人们追求真善美，为公平正义而斗争。经过历史的淘汰，留下来的好作品是不多的。我把热情全投入书中，这是一个学生难得的机会。读书时我常联系社会，思考人生，想社会发展道路，想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影响我最大的历史人物是屈原、司马迁、文天祥。我从屈原身上看到了一个人高寒的理想、热烈的感情，为理想信念九死不悔，以死来肯定生命的价值。《史记》严肃，富有历史感、责任感。为了追求真理，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司马迁遭受了腐刑，他隐忍苟活着的那种悲愤，常人不可想象的坚韧毅力，深深打动了我。《过零丁洋》中文天祥自叙身世，直抒胸怀，气贯山河。这成为了立志为正义献身的我的格言。
一个学校需要有好的风气，一个班也是。从初中开始，我和同学们一起读书。有震撼力的书，常使我们爱不释手。通过中学时期的经历，我体会到要办好一所学校，一批做支柱的好教师对学生的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社会上的择校现象，本质上是择师。那时，南开中学有一批各具特色的老师，他们十分敬业，富有人格魅力，他们教的知识使人受益。我爱我的老师，我尊重每一位老师。我观察他们的优点、特长，学知识、学品德。我的生物老师是孙养林老师，他功底厚，还自制教材、教具、挂图。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着地道的天津话。他说，“学知识就三句话，九个字——学懂了，记住了，会用了。”他上课常用的语言来说生活中的趣事。他讲解生物现象，启发学生的求知欲，把原本枯燥的知识讲活了。在生物实验课上我第一次解剖青蛙，了解了生物器官的构造。这使我十分兴奋，令我终生难忘。他于2003年11月去世，我为他送了花圈以表达哀思。刘铎、安同雷、乔慈忠被誉为南开数学老师中的三驾马车。他们不仅讲概念，还用大量习题来培养创造性思维。安老师曾说，“多容易的题我也能让你觉得难。”刘老师则相反，多难的题都可以讲容易。难易其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关键就在于能力的培养。我的语文老师是陈东生老师和傅越秋老师。，他们讲教材中各类文体的特点，让学生知道利用史实、体察生活、运用文字、深读名著、写好文章，从课堂中学真知，学做人。音乐课总是让人回味，每堂音乐课除了课本知识，老师还花大量时间让学生欣赏古今中外名家名曲，或是自己弹琴。他每节课都会弹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我就回忆起姜老师的音乐课。后来和音乐老师谈心，谈到音乐是美学课，美学的最高境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音乐课、美术课可以开启学生的心智。上午我参观了美术陶艺实验室，同学们要我为他们的表演写一句话，我写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应是中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大科学家多是美学家，喜爱音乐或是美术。中国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是李四光谱写的。钱学森先生生病时，我常去看望他，他总是对我说：“学科学要懂一点艺术，学文科也要懂一点科学。”他的许多灵感是通过夫人蒋英女士点燃起来的（他在演讲中也提到过）。
师恩如山，影响巨大，难以忘怀。中午我见到许多多年未见的人。他们不图回报，对每一点进步看在眼里、记在心间，对我加以勉励。高三时的班主任说我是个有主见、守纪律、学习刻苦的学生，高三时的数学老师张学聪老师（是位女教师，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今天还来到了现场）说对于我的印象，一个是永远工整明了的作业本，一个是极强的自理、自律、自强的品质。我把老师们的这些话当教育、鼓励、鞭策。
今天有十一位同学在现场，我心里十分高兴。那时的南开中学是男校，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父母也多是平民。班上的大家就像宁静的水，清澈透明没有一点污秽、阴暗。大家都很单纯，没有隐瞒、歧视、嫉妒、防备。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打闹中增进了友谊。初中时的好友许世佺，出身贫苦，聪明活泼、爱读书，尤其是古典小说。后来他成为了出色的记者，我们至今还有交往。李铁林是我高中时的知己，他作文好，爱画画，尤其喜欢学生物，后来成为了一名医生。前几年张承荫从美国寄来一张素描（中学时代的温家宝），他和另外几人都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他们老成持重，对人友善，只可惜现已辞世。于祺明喜爱政治，他是班里第一个读《资本论》的人，后来他成为了大学教授。周幼方篮球好，我们放学一起回家。东门外是住宅区，往北是兴树里，再到南马路。我总是从后面抱住他让他摔倒，但他很多次都不生气。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大企业的负责人。我们相处得像兄弟，感情真挚纯洁，没有打过架，到现在还很温暖幸福。那时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十分活跃。我们有许多社团，比如合唱团、话剧社、航模社、无线电社、口琴队。那时我可以同时吹奏两个口琴。
小时候我酷爱运动，初中时在中楼上课。中楼建于1919年，长方形，有着半地下室，里面有乒乓球台。后面有4块篮球场。那时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课间10分钟，大课间20分钟。我们课间去抢乒乓球台打球，下午放学后去玩，一开始打小皮球，后来打篮球。我参加了少年篮球队，曾拿过全市第六名。那时穿着一件校衣绒衣很高兴，那是老队员不知穿过多少次的。我还喜欢跨栏，100米高栏，200米低栏，400米中栏。我还在区中学生运动会上拿过奖，抱回家许多笔和本子。我还对棒球着迷，60岁时我去日本访问，还能挥棒击球。我还喜欢足球，初中时几人凑钱买球，踢破了范孙楼一块大玻璃，要赔一块四，我不敢向妈妈要钱，于是攒起了每天早饭的三分钱。中楼的门缝上总塞着一个条，上面写着“温家宝去总务室一趟”。那时我很害怕，总对老师说等两天。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踢足球了。
学校十分注重人文素养，我常回忆起老师、父母讲的古今中外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以他们为榜样，被指引前进。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能给人意志、抚慰、力量。至今我还认为，在老师讲知识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结识革命、思想、艺术史上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主要经历和精神。我退休后，自己做公益事业，给中学的孩子们讲地理，我背下来了地理书7、8册，做教案，写成讲座。第一讲的主题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我讲了许多科学家的事迹、思想：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为捍卫日心说而牺牲的布鲁诺；提出大陆漂移学说，54岁时在格陵兰岛考察时被冻死的魏格纳（他的遗体在一年之后才被发现）……孩子们可以记不住知识，但要记住奋求真理的精神。傅雷译《贝多芬传》写道：“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最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他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百年来，南开中学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校友，各行各业优秀的人就是我们鲜活的教材。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只有当学生成为胸怀大志、不畏艰险的人，才能做到独立学习、刻苦学习、自主学习，才能独立自主、奉献，才能无限奋斗，达到光辉顶点。我中学时就是有理想的孩子，热爱祖国、人民，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复兴、中国伟大富强。文化让人有同情心，有道义，这是人的基础。我中学时受文化历史熏陶，有爱心、爱家乡、爱同学，才能爱国、爱民。有爱，才有同情，才有道德。“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才是纯粹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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