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领导人李立三致毛泽东:无法自辩 唯有自杀

　　在我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扫。房子本身的建筑质量虽不差，但走进去总觉得很不舒适，仿佛是身处一座久无人居的宅子，完全没有家庭的温馨。叶群进城后，换房上了瘾，光是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里面的气氛始终未变，一直保留着兵营式的样子。在家里，叶群俨然是最高司令，颐指气使地对服务人员发号施令：“递过来，快点！”“把东西拿过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听着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叶群把我留下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比较沉闷的。叶群一个人在聊天，林彪则紧锁双眉，不苟言笑，很难听到他说话。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好像他内心有什么不高兴或不满意的事情。这种情绪是否是冲着我来的呢？这种猜测常常使我非常不安，也可能我多心了，后来才听说林彪本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1949 年10月1日，立三随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也应邀在礼宾台目睹了这一盛事。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我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城楼前的这一幕。

　　立三与康生的斗争

　　1950 年代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年代，大家齐心努力建设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单位担任要职。我在北京俄语学院从事着心爱的教育事业。家里的子女都在健康的成长，温馨的北极阁小楼里经常是欢声笑语，高朋满座。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类似我和立三这样的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立三自然也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作者注：郭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7年秋，郭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老朋友间正常的回顾往事、重温旧情的聚会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殃及所有与之有接触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2 年10月14日，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我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周恩来很关心立三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我离婚，就一定要让我转入中国籍。

　　我记得我们在颐和园散步，立三和我谈话。他说，李莎你应该认真考虑国籍的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这对我，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立三在这个问题上 从来没有催促我，而是耐心等待，他总是说好好想想，权衡一下，想好以后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从他那个角度他是很有分寸的，为此我很感激他。

　　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一封未写完的信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但不久掀起的政治浪潮，向我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击。安宁和谐的家庭气氛荡然无存。

　　我们家对面有很多小楼，解放以后，原来的住户都离开了，一些新住户搬进来了，他们是些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医生们，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文革”正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我们坐在家里就能听见那边传来一些嘈杂声吵闹声，砸家具扔桌椅砸餐具，玻璃，瓷器都被打碎了。气氛很紧张。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立三“做检查”。康生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烧一烧。”

　　1967 年2月1日，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我和立三一起被揪到 “批斗会”上。我的牌子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苏修特务李莎”。批斗结束后，立三已疲惫不堪，一进家门，便立刻倒在床上，但过了一会儿，待体力有所恢复，他以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李莎，你的级别提高了，现在你和华北局书记们可以平起平坐了。”

　　从这以后批斗会和抄家就没有间断过，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立三在信中说：“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搜查遗物时才发现了它。

　　6月19日下午四五点钟，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闯进家来，立三被带走隔离了起来。6月20日我和立三在批斗会上相遇。批斗会持续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又马上把我们押上车，但是不准交谈。等我们两个人坐在车里的时候，我心里就高兴了以为可能把我们两个人带回家去。

　　我和立三分手的时候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汽车走到府右街那里突然停车，叫我下来。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握了握手，然后立三说了一句 “请多保重”。那边又有另一辆车，我坐上那辆车，就被送回北极阁三条，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和立三的永别。

　　1967年6月22日，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我被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8年的铁窗生涯。两个女儿也同时被关押，后又下放农村。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着手拨乱反正，女儿英男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吁，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自过问，立三和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1980年的3月20日，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立三举行追悼会，恢复了他的名誉，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的心里很欣慰，“李立三”这个名字被洗去了污垢。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