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别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我不但是当时、而且在以后都从来没想过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听从的是本能的感觉。
此时，立三已是结过婚，有五个儿女的人。他甚至明确表示将永远以革命事业为重，而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但所有这些都没能使我退却，我决定嫁给立三。
但是党内有规定，立三要结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尤其因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所以要去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王明个头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讲得很好，但是他神态高傲，开口就是官腔，让人听着很不舒服。虽然王明的语气相当地冷淡，但是他还是批准了我们结婚。
我们新婚不久的一天，立三从康生那带回两个中国男孩，他们是哥儿俩。哥哥谢廖沙十三四岁，弟弟柯利亚十一岁左右。两个孩子虽有俄罗斯名字，可一句俄语也不会讲，听说是不久前从中国绕道法国，由康生专程从法国接来的。兄弟俩刚刚看过一场马戏，非常兴奋，忍不住要向我们表演一番。哥儿俩在沙发床上打滚、跳跃、倒立，把我们的新房折腾得天翻地覆。吃饭时，小弟弟不小心把一碗热汤洒在身上，急得我赶紧拿植物油给他抹肚子，担心出现烫伤。幸亏没那么严重，一会儿就没事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走后，立三才告诉我：“他们的真名一个叫毛岸英，一个叫毛岸青，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孩子。”从此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一开始，我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并没有留意周围的人在一个个神秘失踪。有一天，我们忽然被走廊里的声音吵醒了，听到了枪杆子铛铛的撞击声，士兵穿着靴子咚咚的脚步声，他们要带走立三。他不慌不忙地换了一身最旧的衣服，将手腕上的瑞士手表摘下来交给我。我替他收拾了一套换洗的内衣、袜子，以及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
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觉得天旋地转，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中共代表陈潭秋。
立三因“托派”和“日本特务”的罪名被捕后，我也被赶出了柳克斯公寓，学校的团组织得知立三被捕的的事情，反复动员我与丈夫划清界限，脱离关系。我拒绝了，我深信立三的人格和品德，不久外语学院召开团员大会，开除了我的团籍。
立三被捕后不知道关押在哪个监狱，半年后，我终于打听到了立三的下落，找到了我日思夜想的亲人。在监狱外我排了很长时间的队。轮到我时，我出示了证件，狱警看了看突然说，“有，有。”我很高兴，我问能送什么东西吗？他说，“你看看规定。按拼音字母排序，每月固定有一天，家属可以送50卢布给狱中亲友，只有这些，别的不允许”。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我仿佛是插上翅膀飞回了家，告诉妈妈说，“我找到他了，找到他了。”
这时，我已经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我每个月的奖学金250卢布，为了每月定期送50卢布到监狱转交给立三，我们省吃俭用，变卖旧物。我还拼命学习，因为我的功课只要出现一个“良”，奖学金就会被撤销，立三的生活费就会没有着落。立三后来说，通常看守会到牢房来传唤犯人名字，通知他们家属送钱来了。立三在狱中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突然有一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姓名，赶快反问了一句，回答说确实有人给你送来50卢布。立三这时忍不住哭了起来，幸福的眼泪不住地流淌，他被关在一个大牢房里，几十名犯人都挤在那里但他毫无顾忌，高兴地放声大哭。
1939 年11月6日，门铃响起，立三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但因他失去了党籍，没有工作，长时间只能依靠共产国际微薄的救济金艰难生活。战争期间我们和苏联人民一起饱受苦难，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也和大家一起欢庆粉碎法西斯的胜利。1945年的最后一天，立三得到了另一个意外的喜讯：中共七大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不久立三获准回国。中央安排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的工作。立三在工作之余想方设法促使苏方为我放行，希望早日团聚。
初识林彪
1946年的9月份，我们讲好了在车站上会面。那一天我们就在车站上会面，就上了火车，也就是我们这四个人，就是我，英娜还有林利、孙维世我们四个人。
我们在站台上等待，但老也不见立三的身影，我开始有些生气了，怎么是这样，妻子不远千里赶来，他却不露面，我当时还不明白他当时已经是个大首长了，能留给家人的时间非常非常少。
回国后，立三先后担任同国民党谈判停战的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重要职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林利和孙维世后来途经长春和北平去了延安，那里正在准备撤离。林利见到父亲林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北。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来龙去脉。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外联络部李立三所签署的一份电报，称孙维世绝对不得再回哈尔滨。“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去。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的目的不过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些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为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样做，这名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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