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 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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