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76年9月12日,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从左至右)手挽手在毛泽东遗体前
“四人帮”被捕前最后一次集体亮相
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九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张春桥说需要一个秘书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