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朱大可: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

　　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这个观点，不妨援引SARS（非典型性肺炎）作为例证。当年中国的SARS患者，官方数据是4698例，而中国人口时为13亿，这意味着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270000。但它已经引发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和民间恐慌。这种现象就是“SARS效应”。以上述比率为基础，再放大10000倍作为加权，就构成测试社会感应度的“SARS指标”。它的意义在于，在14亿中国人中，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伦理障碍者，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并触发关于集体人格障碍的警报。

　　但中国的实际情形，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所描述的范围。另一典型案例，是四年前发生于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全部视若罔闻，最后，小悦悦被第19位路人——拾荒者陈贤妹所救，但已回天无力，成为道德冷漠的牺牲品。这则新闻对“SARS指标”做了根本性倒置，也即以1/19的比率，描绘出文化人格危机的严重现状。在19人中间，只有1个人是正常人，没有遭到病毒的侵蚀，这就是“小悦悦指标”。它虽然源于单一“样本”，却有广泛的警示意义。这个幼小而脆弱的生灵，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障碍，做了严厉的控诉。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它的意思是，尽管母亲又老又丑，忠孝的儿子不应嫌弃。在古老乡村社会，这种道德劝勉是有意义的，它捍卫了家庭伦理的基本结构，而一旦将其转换到国家叙事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丑陋”一词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国”，而是每一位人格破产的个体（“子”）。正是那些作为个体的“无名氏”（路人、顾客和游客），以其出现在新闻或日常生活里的丑行，拼贴出祖国（“母”）的负面容貌。

　　据说，鸵鸟在被追急的时候，除了扬沙踢腿，还会撅起身子和屁股，把脑袋埋进沙里，以为看不见猎手，猎手就不复存在。这类自作聪明的鸵鸟，在中国很多，而他们营造的“沙窝生活”，无助于难题的解决，只能加剧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

　　“人格障碍”的疗愈和改造，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鲁迅和柏杨，未能来得及出示有效的疗法。但已经有部分中国人觉察了自身的问题，并试图接受真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形成学儒、读经、禅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尽管这些活动有时还驻留在事物的表层，犹如一场时尚表演，但如果这种时尚能够变成生命的内在需求，深入骨髓和灵魂，就有望成为自我疗愈的良方。

　　宗教疗愈的最大障碍，在于导引者方面出了麻烦。在仁波切、大法师、上师、大师和骗子云集的时代，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导师，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著名的佛寺主持——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正在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尽管事实尚待澄清，但它已经加重世人的疑虑。导师问题成堆，他们所推销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早在民国早期，蔡元培就发现宗教疗愈的诸多“弊端”，试图以“美育”取而代之。这种集体疗愈的策略，就是放弃病入膏肓的成人，转身从孩童教育入手，以文艺为药剂，陶冶情感，消除“丑性”，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变得美好起来。

　　“蔡元培策略”的核心，是在德、智、体、美、劳五育里，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而用于美育疗法的途径，除了建筑、雕刻、图画和音乐与文学外，还应包括“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其重要。”（原载《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其中的关键正是“社会组织的演进”。假如“社会组织”已经腐化，丧失美的结构和体貌，就无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样，引领民众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

　　跟宗教疗愈困境相似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这神圣的美育使命？众所周知，中国教育正在陷入“主体性危机”。作为教育主体的美育机构，一旦沦为官僚机构，被各种谎言所充斥，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甚至连人格都充满阴影，又何以推行正确的美育，将学生带入美好的生命感受？美育是一种严密的代际传承结构，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坏，取决于上一代人（教师）的品质。蔡元培的“美育”信念，只能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教师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赖，但在21世纪的语境里，这些支撑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

　　“柏杨难题”的解决，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