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朱大可: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出版已30年。近日，富有争议的批评家朱大可发文，从此书说开去，认为“中国人依然丑陋”。

　　在朱大可眼里，中国“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人们“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不仅如此，自省能力还严重匮乏，远不如鲁迅生活的“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

　　除此之外，朱大可还试图将中国人的人格障碍程度进行量化，用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得出的结论是：只要27个人中有1个患有“文化人格障碍”，就触发了足以让人警戒的阈值，文化人格障碍这种高传染性病毒若任由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

　　按朱大可的计算，中国这个数值已经高于1/27（达到了1/19），我们很可能已经走近“伤害人类文明”的开端了。不过读者先别着急，更有趣的是朱大可1/27这个比例的由来：他借用引起全国恐慌的SARS数据，即SARS患者的比例1/270000，直接放大了1万倍。朱大可将这1万倍称之为“加权”。至于为什么要加权1万倍，而不是10万倍或10倍，他并没有给出解释。

朱大可（资料图）

　　以下为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洞见》所载朱大可原文，原标题《朱大可：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至于中国人是否“依然丑陋”，“丑陋”到什么地步，交由读者评判。

　　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周年之时，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

　　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鲁迅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反而因这部小说（也许还应加上《狂人日记》等）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

　　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

　　但无论如何，前有鲁迅，后有柏杨，中国人终究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这是本国的终极精神财富。它不仅是说出真相的勇气，更是一种洞察恶疾的智慧，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

　　柏杨所使用的“丑陋性”或“丑性”一词，属于美学范畴，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另一种社会学语词也曾被广泛使用，叫做“国民性”；我们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把它跟“中国病毒”挂钩，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将其描述为“中国综合症”和“负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人格障碍”之类的中性语词。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

　　令人难堪的是，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在“中国式病毒”的大肆侵袭下，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人们从正直、法治、诚实、信用、勇气、胆略、独立、尊严、教养、责任、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转向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气、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满目苍夷，一地鸡毛。这的确是丑陋的奇观，剧烈地伤害着我们的眼睛和心情。问题在于，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没有诊断与报警，就没有改造和疗愈的空间。

　　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宣称，感染这种病症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述，毁损了大多数人的形象。这种貌似政治正确“多数论”，始终是探讨问题的理论瓶颈。常识告诉我们，出现“集体性人格障碍”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构成一种危机。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鲁迅/柏杨式的警觉而任其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