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检察官辞职 同事:不会妥协竟在体制内活了23年

　　那时的杨斌，是审批者的角色。“我在那里干了一年，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太操蛋了。”

　　“一开始，企业来办证明，要跑两趟，准备一打材料。后来我简化，只要两三张纸就搞定了。我很心疼，他们交过来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马上作为废纸的，我觉得很浪费资源。而且我恳请网上受理，他不用跑两趟，跑一趟就行了。按规定是三天内给结果，但我值班的时候，一般就会让他在外面等一下，或者一会儿再过来，我们当天可以出结果。”

　　但是，如果不是杨斌值班，来办证的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有时候窗口外面排了长长的队伍，有些人急得直哭。这些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办证人，有时会向杨斌抱怨。

　　“我对那些抱怨的办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去投诉吧，我支持你去向领导投诉，你和我反映没用啊！我只能在我职权范围内给你们行方便，但我管不了别人啊。可他们就是一个都不敢去反映，”杨斌很无奈。

　　离职的时候，她给检察院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建议“无行贿记录”可以通过交易中心将涉及的招投标单位，统一交到检察院，批量查询。“对于我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这是分秒之间的事情。但是你想，对这些办事人，要跑来跑去，这中间要花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检察院的工作量也增加啊，这些人分散来跑，处理起来不是更麻烦吗？”

　　这样一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就是没办法落实，杨斌只能叹气。

　　那时候，作为一个墙内的人，她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

　　“奇葩”和“软肋”

　　“我的成长非常不顺利，在体制内真的不是很顺的。我这样的性格，就是不妥协，个性非常地强烈，有自己的想法一定会表达出来，”回想自己在体制内23年，杨斌说。

　　杨斌出生在湖南湘潭，父母都是国营大厂里的职工。父母一辈子都很怕求人，省吃俭用，只想孩子好好读书，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杨斌从小读书就很笨。大学又学了一个“特别烂的专业”：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专业。

　　“你这个专业啊，只能去找江泽民了，”22岁的她南下广州找工作时，人家这么揶揄她。

　　她还记得当时自己为找工作，在人家工厂门口失声痛哭。

　　后来在花都区检察院的那段日子，她也经常得罪上司，曾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导致日子非常难过。长达一年多，她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这种性格，掉过很多坑，撞过很多墙，”她自己也知道，但她不想改。

　　杨斌的丈夫，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典型的广东人，性格温和。他有时看到别人太懦弱，会笑着劝别人：“你要跟我老婆学习，我老婆只要自己认为在理，她就是很强势的。”

　　“这辈子有服过软么？”记者问杨斌。

　　“很少。我最大的缺点也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妥协。”

　　也许唯一的软肋是孩子。

　　她只有一个儿子，今年15岁。这个身高已经超过一米八的大男孩，性格更像爸爸：温和，有点腼腆。“儿子很善良，善良到我有些担心，当他有一天真正要独自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他的善良会不会成为最大的缺陷和弱点，”她是真的担心。

　　从小到大，每年寒暑假，家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客人，多是些苦命的孩子，来自有缺陷的家庭——不是因为贫穷，就是因为父母被告或被害。那时候，儿子曾睁着天真的眼睛问她：“妈妈，那个小朋友为什么看上去不快乐？我们要做点什么让他快乐一些呢？”

　　2013年“小升初”，儿子所在的越秀区，是广州市教育资源最好的区之一。儿子考得也很不错，平均每门功课近96分。但最后还是被电脑派位到最不想去的中学。教育系统的朋友告诉她：电脑派位，猫腻多着呢，你不送礼不找门路，活该。

　　“孩子读书的事比天大，”一贯不求人的杨斌，也不得不低头。一番周折之后，人家告诉她：别人至少半年前就开始运作了，你这个和时代和潮流脱节的妈，现在才来，肥猪肉早就被人分完了。

　　为了让儿子上学近一些，她只好把自家的房子租出去，到儿子学校附近租房住。花钱买了重点中学学位的家长嘲笑她：“反正都要花钱，你这租房子折腾的，还不是一样花钱，逃不掉的。”

　　倔强的杨斌曾拉着老公，跑到教育局投诉电脑派位不公。如所有人事先预料的一样：如石沉大海。

　　“我彻底投降，”她在微博上把整个事件从头到尾诉说了一遍。她说：“我不可能耗尽自己的时间、精力、心血，去陪一个庞大的官僚烂摊子玩。它要烂就烂吧，我还得过我的生活。”

　　那大概就是最近一次“妥协”，至今已两年多。

　　“你真的无所畏惧么？”

　　对这个问题，杨斌想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想我真的无所恐惧。第一，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第二，目前为止，我相信自己是干净的。”

　　“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总要比别人多碰很多壁，多吃很多亏。但命运也会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最想不到的奖赏。”

　　“命运给你最大的奖赏是什么？”

　　“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一条，很多有钱、有权的人也做不到。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