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下午，杨斌穿了一件米色上衣，黑色裤子，手挎红色包包，来到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她接到通知，状告广州律协的案子已同意立案。
走进法院大门，负责安检的保安笑着问她：“斌姐，又来啦。”
“是啊，”已经走过安检门的杨斌，回过头来又问他们：“你们支持我不？”
“当然滋瓷啊！”操着粤语口音的保安立刻回应。
交费50元后，杨斌领到了“受理案件通知书”。这意味着：针对广州市律协的战斗正式拉开序幕。
“我好想跟这个案子的法官说，希望他能做一个伟大的判决，从此废除这样不合理的规定。因为公民没有自证的义务。”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判决。这就是常识，”一位朋友摇头。
“在这个常识颠倒的社会，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判决，”杨斌说。
设防和死磕
她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她家那个小小的院子，数不清的媒体人、法律界人士、案件当事人都去过。院子只有一点点大，晾着衣服，放了不少杂物。
“很多人劝我，做律师要防备当事人。一旦你不能如他们的愿，有时候会很麻烦。但我觉得没什么。”
7月30日上午，杨斌刚刚起床，穿着睡裙的她抱歉地对记者说：我们在小院子里谈吧，屋里有些乱。我们在外面点个蚊香。
七月的广州是33度的高温。太阳直射之下，小小的院子里难免有点闷。她想了想，笑着说：那还是到屋里来吧，外面太热了。
这个53平米的小房子，与很多普通广州市民的家一样，简朴，略杂乱。杨斌告诉凤凰网，尽管还没拿到实习律师资格，她还是可以接一些案子来做，只是不能做“出头面”的工作。收入还是有，只是会少很多。
“因为声名在外，现在找我的案子，要不就是把我当包青天，要不就是把我当活雷锋，”她苦笑。
早在3月杨斌辞职的时候，媒体就大范围报道过她“办证难”的问题。后来，总理李克强公开批评“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中国式办证”。
“可是有什么用？在基层，一切如旧，没有任何改变和推动，就是这么回事。”
杨斌建议律协向广州市公安局发一份公函，每年申请实习律师的，统一交姓名、身份证号码，由市公安局批量查询。
“这种公对公的方式，百分百ok，广州市公安局不可能拒绝你。对他们来说，这是本职工作；对你来说，也是工作亮点。为什么不这样去做？”
杨斌跟广州律协也私下交流过。“他们说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你去告也好，”她说，特别能理解那些“死磕律师”：“虽然有一些死磕律师的具体做法我不认同，但很多事情你不去死磕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改进和推动，中国永远都在这一团乱麻里面，每一个人都理不清，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每一个人都充满无尽的抱怨，但每一个人都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我就觉得像我这一场官司能不能至少解开某一个神秘的连环套。”
所以，还没当上律师，杨斌就已经开始死磕了。
“还没当上律师就得罪律协，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
“你想明白没有，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中国这么多问题，你杨斌能改变吗？要改，也不要拿自己开刀啊！还没做律师就得罪律协，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你这么好的开局，朋友信任你，当事人信任你，案源不愁，赶紧拿到证才是最大的正事！要善于妥协，妥协是智慧啊！你已经这么有名了，你已经足够有名了，你再出名有什么意义？闷声低调赚钱，赚了钱再谈理想！”
“低调”这词，杨斌听得耳朵都起茧了。老有好心人劝她“尽可能低调地婉拒和逃离媒体的关注”。
“可能我性格还是比较烈性的那种人，我看到很不舒服，真的，”杨斌不想领这些情。“他貌似很关心你，但只会让人泄气。”
懒得解释的杨斌，干脆把微信签名档改成“不折腾会死”。
“真正懂我的朋友，了解我性格的朋友，他只需要问我：你想好了没有？如果你想好了，你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支持你。”
在讨论她辞职的家庭会议上，杨斌的二哥说：“杨斌这种人，其实社会很需要。只是不幸她出在我们家了。”
“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
提起诉讼前一天，一位律师给律协打了电话，说你们把杨斌这个事办了吧，她都要告了，这样“大家都不好看啊”。
“然后那边的答复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都很烦这个规定，起诉也好，废掉这些我们也认为不合理但无能为力的规定，”这位律师说。
“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这一天，杨斌在朋友圈内写下这句话。
她深有体会。从市检察院辞职前，她最后一个岗位就是负责开具“无行贿犯罪档案证明”。按照规定，进行招投标的企业，都要出示这样一份证明。他们跑到市检察院，就会遇到杨斌帮他们办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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