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区建设初期困难重重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1979年12月 12日，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规模很大，各部委、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我在会上讲了关于特区的整个规划，这是奠定特区基础的第一个报告。我是给中央打了保票的，我说：“不要中央的钱，我自己搞一个城市。”保安县改成深圳市的时候中央拨了钱，但办特区的时候没有。一开始，香港老板过来谈的很多，有几家比较大的如新鸿基，想让他拿点钱修路，他不肯。后来外面的朋友告诉我，市政建设是由政府拿钱的。投资者是不拿钱的，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最初的规划是准备让他们拿钱来投资的。这年冬天，我找到香港庄世平，我说：“庄老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你那里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啊？”庄老说：“啊呀！贷款很麻烦，我这是银行，你贷了款修马路，将来怎么还啊？”我说：“我总要有一个开头，没有钱怎么开头啊？”他说：“你给谷牧说，要求国家银行贷款。我在香港银行不好贷。”其实他也是中国银行，但他是作为在香港的外资银行。
那年冬天谷牧来了，我和他一路看，到处都灰尘滚滚，在修路。那时候的深圳很糟糕，水没有水，路没有路。我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我还说：“原来我想靠外商，但市政建设外商是不肯拿钱的。我不把路修起来，没有吸引力呀！”谷牧说：“你大概要多少钱？”我说：“我也说不清楚，现在知道的得要几千万。” 他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3000万你一年也够用了。”就这样贷了3000万。这3000万开了深圳的深南大道。到了第二年（1981年）春天，下大雨。现在罗湖火车站那个地方，原来都是洼地，一下雨就全部淹了，大便都浮在水上，很难看的。香港来的小姐一下火车，都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我们集中了全国108个工程师，住在欣园招待所，都是平房，地势很低，一下大雨，水就上来了，图纸冲得乱七八糟。怎么办？工程师跟我说：“你敢不敢搬掉罗湖山？如果把罗湖山搬掉，填平罗湖，这一块就是宝地。”我说：“这很好呀！”我又找了很多工程师商量，大家都赞成，就下决心搬掉罗湖山，现在的边检站大楼原来就是罗湖山。搬掉罗湖山可以出900万立方土，可把罗湖填平，有水塘的地方填了两米多高。填平罗湖，从梧桐山到罗湖，深南大道那条马路下面是一条很大的水道，按照外国的设计，里面可以走两部汽车，把梧桐山一带的积水从这里排出去，以后这一带再没有洪水了。还出来0.8平方公里土地。哇！这个情况一传到香港，说：“08，能发。”香港人都涌过来看。建设深圳，我就靠这块地皮的钱了。香港那面也有很多老朋友帮我的忙，特别是新闻界，《大公报》一开始就很帮忙，还有好多报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电影界的石慧等都在那里做生意，大家关系很好。还有一个问题，罗湖旁边都是农村，那些农民怎么办？弄不好他暴动啊。我们从日本、我国香港进口一大批吊车、铲车、载重汽车，让罗湖农民开，把农民都变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没有发生什么闹事的，一开头就把他们安排好了。
我当市长、市委书记那两年很困难，来的人很多，连吃的都没有，菜呀，鸡蛋呀，都买不到。我在那里当市委书记，连洗澡水都没有，水都是浑的。我讲一个故事。我一来，在市委大会上说：“新加坡李光耀都要剪掉长头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留长头发？”那时候深圳人很奇怪，在田里种田的穿着花衣服，留着长头发，远远看去，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当时买不到布，花衣服都是从香港拿来的，因为穷，拿来就穿。过了一段时间我看还是长头发，问为什么不剪。他们说：“只有一家理发店。”前几年江泽民来这里说：“深圳那个地方蚊子真多，但是饭做得很好吃。”那时候蚊子多得不得了。谷牧说：“我最怕去你们深圳了，蚊子太多了。”每一次有客人来我都亲自动手，一扫就一盘子。深圳原来是几条水沟，欣园前后都是沟，把大沟挖了以后，上面铺了厚厚的水泥板，变成路，这一搞蚊子少一点。
《特区工作条例》是我主持起草的。说实在话，最初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香港那边的熟人，除了刚才讲的，还有费彝民啦，还有香港总商会的人，他们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我觉得很有道理，那就决定起草《特区工作条例》，花了一年，搞了10多稿，请他们到广州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到广州来开会是比较有利的，我们集中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社科院、省委党校等好多方面的专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开放，没有最高指示。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这边工资高。那时，在西丽湖搞了个旅游点，吸引很多香港人过来。谷牧来了，我就和他一起到那里，吃饭的时候，谷牧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这个小女孩说：“450。”“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你说这高工资吸引人不吸引人？买东西也不同了，从港澳回来开店的也有了。经济形势很快就变了，外逃的立刻停止了。深圳本身没有劳动力，你没有高工资人家不来的。干部工资还不算多，但有特区补贴。第一次看到录像带，“哇！这么好的东西，新式武器。”包括赵紫阳在内，北京来的，各省来的，每天晚上就在那看录像。
那个时候事情是很多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个来搞你一下，那个来弄你一下，最讨厌。说什么“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这话传得很远，不知道谁说的。他不知道办深圳特区的人也都是共产党的老同志。说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一开放，走私的多了，这是事实。但走私和特区是没有关系的，你要从特区走私、倒私还真不容易，海关在那里把住。海岸线太长了，你把海关抓的走私都算成是特区走私，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就不服，一点常识都没有！尚昆还是很不错的。在办特区开始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时到深圳很不容易，过几条河，没有桥，路也很糟糕，他一直没有去。到快要离开广东时他才去，一回来就到我家里，说：“啊！南生啊，我以前错了，错了！如果不办特区，深圳有今天吗？”尚昆能够对我这样讲，我觉得很感动，这很难得。那是1981年，仲夷已经来了，办特区才1年多时间，变化挺大的。1983年他再来深圳，同来的还有廖承志。深圳有个“淅沥湖”度假村，尚昆说叫“淅沥湖”不好，就改成了“西丽湖”。
1982年开两省会议，两省省委常委都去了，我也参加了。开完会要出门的时候，我和任老一起走，万里碰到了，他说：“南生同志，你怎么不发言啊？你是有水平的。”我说：“不发言了。”任老说：“有水平的不发言，没有水平的要发言。”任老是开玩笑，万里当然也不同意那些话。会议期间，反特区反得很厉害，我对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我要找你谈。”我和赵紫阳是 1951年就认识的，关系很好的。但他当总理时我从来不看他，到北京也不找他。我又不想升官，又不想找他办什么事，而且他很难。只有这一次，我实在火了。那一天安排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我说：“中央发那样的文件，什么贪污腐败，所有的问题都说是资本主义。这些从奴隶社会就有的啊，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呢？文件不通的呀！”我一直说，他不说话。我说：“你现在也不要紧张，过两天我死了，就说不成了。”我讲了1个多钟头，他一句话都不讲。他也知道我不是说他，因为我们两个还是有话可以谈的，但是他不好说。耀邦和紫阳轮流主持会，他们两个讲话说的都是官话啦，我们知道。后来，陈云要我们写特区报告，我写了9稿，最后才成，我送给谷牧，要谷牧送给紫阳看。我说，这样写行不行？紫阳看过了。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陈云是靠边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时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高价点心，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我见他，他要在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一个是湖北的洪湖，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电力排灌，这是他出的主意。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 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1979年4月份，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我也不知道，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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