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2015年第5期《炎黄春秋》，吴南生口述，萧冬连、杨继绳整理。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18日下午、19日下午
采访地点：吴南生住所
（吴南生，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初，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1985年后为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关于经济特区创办的情况，我们编辑了一本书：《经济特区的由来》，我所了解的情况，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都在这里，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内容不大好写，我今天着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一、出口特区的酝酿过程
打倒“四人帮”之前虽然说我是“解放”了，但是我喜欢说怪话，骂人，人家也不给我做官。我和韦国清在中南区的时候就比较熟悉，他对广东省不熟悉，一来就来看我。但我这时也只能当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常委里面还有多个造反派。每一次开会，我都列席，坐在那里听听。他们叫我作“黑高参”，意思是说韦国清很多主意是我出的。这差不多也是实情。打倒“四人帮”以后几个造反派靠边站了，我才参加省委领导班子，做常委、书记，我也算老资格，完全可以当的。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负担，在位的人就有负担了，因为他总会说错话，办错事。所以，主持平反工作我出面比较多，像“李一哲”的平反就是我主持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个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平反的时候香港的记者都来了。
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这个讨论对大家的思想启发很大。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希望这是普遍都有的，希望改革，希望开放，那怎么样开放、怎么样改革我们不知道，真理标准讨论使很多人思想豁然开朗。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那时候的汕头是大汕头，包括现在的汕尾、揭阳、潮州、梅州，等于现在的5个市。我是汕头人，很多年没回去过了。我小时候在汕头生长，我的家是贫民户，很穷很穷的。但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那时候的穷是参差不齐的，你大穷，他小穷。现在是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那时从香港到汕头，没有船，没有飞机，只有一种大汽车，一天一次或是几天一次。路是很坏的路，汽车是很落后的汽车，从深圳开到汕头得走两天，很辛苦的。客人来了后就跟我讲：“唉！一路上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啊！”我问：“怎么一回事？”他说：“在汽车上，汽车这样两边摇，所以叫‘载歌载舞’；车里没有空调，热得不得了，所以叫‘热烈欢迎’。”
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当时叫什么名字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台湾有了。叫“自由港”？又不敢叫。叫作什么？“特区”这两个字倒是小平同志提的，广东人不敢讲特区，过去反过广东人的“地方主义”，要是说我搞特区，还得了！那是不行的。“特区”两个字不是在会上提出来的，几个老头没有参加会议，开完会，谷牧受委托给陈云、小平汇报。有些材料说是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不对。谷牧对小平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 “那就叫特区吧！”
有一本书叫《中国改革开放史》，里面说是习仲勋到汕头去传达，看到汕头的情况，回来提议要办这个东西，以后又见了邓小平，又是如何如何。两年以后我才知道有这本书，我说：“你们怎么这样胡说？”后来，他们给我打了电话，做了一个更正。芦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百年潮》，纠正这个事实。作者很多是年轻人，不知道情况，情有可原，但起码你把稿子拿来给广东看一下。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说法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在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藏着大概几万人，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们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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