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部队、部队与当地居民都有些问题需要细心了解，帮助解决。春节刚过，两位元帅就去了莆田、泉州、厦门，后来又去了江西、湖南两省。
不知不觉，一个半月过去了，这对两位元帅的同行在外是难得的。这一路，他们都感到在这紧勒裤带的困难岁月，保持部队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干部战士吃不饱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不能回避，也不能靠几句空洞的打气话能解决的，对战士“划类”、扣帽子的做法是有害的。毛主席著作要学习，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老搞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贺龙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能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在这封信里，他没有像当时流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在大权在握时称病不出，究竟是身体原因还是另有打算不得而知。从贺、聂两位元帅的角度看也难办。他们要担负军委最沉重的工作，可名义上他们仍是军委副主席，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于是，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做出决定后，还得向林彪报告。他们知道林彪这个人难处，又十分敏感，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芥蒂。
可1962年又偏偏是个多事的年代。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扭转，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左”成了一面指挥一切的大旗。而此时国际上反华浪潮风云激荡；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这一切都需要军委定笃，事情又多又急。可是聂、贺两个副主席每走一步，除了要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外，同时也要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而林彪永远是那副你急我不急的样子，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将他自己的想法隐藏得很深，于是他们又回头请示毛泽东，一切由毛泽东决定。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林彪是自己从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位置退下来的。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的几个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林彪着实又不痛快起来。按他的意思是最好位子他占着，工作别人做着；他想干时干一下，不想干时就不干。尤其是贺龙，他一直就不喜欢他。这样一来，自己不但被排斥在军委领导之外，而且自己的位置可能要一直被贺龙顶替下去，他开始更加密切地观察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并以此衡量贺龙主持的军委做事的尺寸，从中挑刺。
以后便发生了否定“大比武”的事，首先将“倒”向贺龙一边的罗瑞卿置于死地，遇上“文化大革命”的火候，他又开始收拾贺龙了。
1965年11月间，69岁的贺龙在出席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刚回到北京，就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始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那时节，经常有人会遭到批判。
贺龙不想过问，但却躲不开。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便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按照自己的思路，对那位负责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总参谋部的这位负责人没说什么就告辞了。
贺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先不说，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贺龙是很熟悉的。他觉得不但自己熟悉，林彪与罗瑞卿可能更熟，长征时他们都是一方面军的，抗日时都在军政大学。罗瑞卿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忠心耿耿，虽然他的职务也不小，可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都像个“大警卫员”似的跟着，忙前忙后，他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呢？贺龙想不出个头绪。那个时候，没有头绪的事情也太多，人们只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善良的人们经常要强迫自己去适应形势。
不几天，那位负责人又来找贺龙，而且坐下来就哭。
贺龙打了一辈子仗，见得惯血却见不得泪，见了大男人哭，尤其是一位将军，心里就有些烦：“哭什么嘛！有什么事你就说。”
“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
“怎么啦？”贺龙问。
“马上要出会议简报。简报里还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脸上大变，眉头一拧，叫嚷起来：“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上面想吗？”
那位负责人低着头，声音里透出无奈：“那不解决问题。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
贺龙真有些火了，这哪是可以担保的事？不过他还是说：“我可以担任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那人还在追问：“贺总，你这话能不能传达？”
贺龙最烦的就是罗里啰嗦，不明不白，干脆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
八天以后，贺龙接到通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前去参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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