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过去了,贵州经济依然在全国长期挂末。1978年,贵州人均GDP只有175元人民币,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2%;2001年,贵州人均GDP在全国垫底,只有2895元人民币,名列第一的上海人均GDP是贵州人均GDP的12.9倍。2013年,贵州省人均GDP为22981.60元,位列全国所有省市最末位。2014年贵州人均GDP为2.64万元,排名第30位,仅高于甘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在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但并不是所有贵州人都是“干人”。正如毕节下属山村的贫穷,和毕节市的富裕可以毫不违和地同时存在。2012年,曾有记者探访毕节市,认为这是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城中随处可见正在开工的楼盘。街头之上,甚至可见宝马、玛莎拉蒂等名车。当地人称,因毕节下属的县城有煤矿资源,所以城区之内,并不缺少富翁。
2005年,“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中讲述:“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长期以来,贵州城市与农村生活水平悬殊过大。根据贵州统计年鉴,2001年,贵州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1.0,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0.0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比较贵州和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可以发现,2001年贵州的农村总体上还处于贫困线以下,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城镇居民已经进入小康,接近富裕水平。
直到2012年,贵州仍然是全国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省份之一。这一年,贵州省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4.61%,比城镇高出4.9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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