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者砍村,彭远文遇到了三个月前才从浙江打工回来的罗首贵。“罗首贵打开橱柜门给我看,里面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和两棵白菜,这是他家现在所有的粮食储备。地上架着一口锅,残余着一小碗白菜汤。一个大缸里倒是有大半缸水,那是乡里面送来的。他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罗首贵并不是村里最困难的。另一位村民王丰良的奶奶前天中午逝世了,那时候他家一粒米都没有,兜里只有五块钱。村干部带着他去乡上申请救济,带回来了两百斤大米和两百块钱,至于给奶奶买棺材的650元还欠着呢。我去他家的时候看见门口躺着一棵刚砍倒的大树,那是准备过几天下葬的时候请亲戚吃饭做柴火用的。”
彭远文说,村人的贫穷让他这个四川农村出来的人都受到了惊吓。
●贵州的穷和贵州的富
在人们眼中,贵州一直是贫穷的“样板店”。
这个以茅台酒、老干妈而闻名的地方,因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基本上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景象,而且,当地人常被称作穷得一无所有的“干人”。“干人”是贵州土话,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
据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离休干部回忆,1983年,全国人大民委研究室主任史筠去贵州调研,发现贵州有些地方少数民族家庭只有一条裤子,出门的人才穿。后来史筠将贵州的情况写书面汇报附上照片报送中央。不久,胡耀邦把这个报告批给贵州省委书记,要他们重视解决,中央还拨了专款。
80年代,胡耀邦去了贵州3次,视察了贵州诸多贫困县的区乡。1984年1月7日,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说:“贵州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