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系官话到普通话:“国语”是如何统一的?(图)

　　原来他说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六个字，“底”字就作“何”字讲，“底样”，“何样”也，犹云“何等”也；那个“卧”字，是个“话”字，如同官话说“甚么话，甚么话”的个谦词。连说两句，谦而又谦之词也。他说了这两句，便撇着京腔说道：“顾（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鸭（学）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学）为裘’。顾（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顶（庭）训，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伞（斩）快（愧），伞（惭）快（愧）！嫂夫纳银（二字切音合读，盖“人”字也）。面前雅（也）寝（请）互互（贺贺）！”

　　书中的常州师爷在说“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这种《礼记》中的古奥用词时仍然使用方言，可见实在是不习官话。距离北方较近，人文荟萃的苏南一带尚且如此，官话在更南方地区的衰落程度可想而知，也难怪雍正因为听不懂原籍福建、广东的官员说话而下令在闽粤两省设正音书院了。

　　同时，新起的北京话对南系官话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北京虽然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但是自中古以降一直是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祖籍南方的人员在北京居住。而明清时期北京更是全国首都，由于江南地区在科举考试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大批习用南系官话的江南籍京官作为社会上层在此活动。在这些南方人的影响下，北京话虽然底子是北系官话，但却深受南系官话的影响。南系官话往往作为北京话中的文雅成分出现，如北京话“剥”南音bo北音bao，前者用在文化词上，后者只是口语。而不少字如“瑟”、“博”等，北京话更是完全抛弃了北系读音，只保留了借入的南音。

　　北京地区的读书人甚至搞出了一种叫“北京读书音”的玩意儿，专门用于读书，这种北京读书音在入声方面极力向南系官话靠拢，把入声字读出似去声而短的独立声调，以辨平仄。

　　随着历史演进，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在北京首都地位的加持下流行程度愈来愈高。西方传教士甚至也逐渐开始记录北京话的发音用作教材，威妥玛拼音即其中影响相当大的以北京音为准的拉丁拼音，这说明北京话正逐步建立起通用语言的地位。

　　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晚清时期汉语标准语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新贵北京话、影响力逐步下降但实力犹存的南系官话和各地方言互相争抢地盘。随着中国逐渐向现代国家转型，加之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跨区域交流变得方便容易，这种混乱局面亟待改善。

　　国语的确定

　　退一万步说，随着中国渐渐融入全球体系，对外通信变得频繁。在国内，无论方言如何混乱，地址写成汉字后都可以保证准确投递，但是如果一个不通汉字的老外给一个中国地址写信，有一个统一的拉丁字母表示法就相当重要了。

　　1906年春，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设置一个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系统，这套系统被称之为邮政式拼音。

　　邮政式拼音充分体现了晚清时代标准语的乱局：方案总体上采纳用来拼写北京话的威妥玛拼音，但又对老官话进行了相当的妥协。如邮政式拼写分尖团音，新疆用Sinkiang表示，天津则为Tientsin。而入声字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保留，如承德拼Chengteh，无锡拼Wusih。为了区分陕西、山西这对省份，在陕西的拼写上甚至用了非常保守，在当时已经消亡的老官话音Shensi以和山西Shansi区分。在闽粤桂这三个方言特别强势的省份，则采用当地方言拼写，如厦门拼Amoy，佛山拼Fatshan等。

　　这种混搭风格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当时中国长期的贫弱很大程度被归咎于中国国民人心涣散，而语言不统一则是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因此民国刚建立即着手制定标准音，并于1913年经“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出一套老国音。

　　读音统一会的讨论过程相当激烈，会员中江浙代表占了多数，甚至出现了“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中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北方各省会员则极其不满，以“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为由，强烈要求采用一省一票制度。最终北方代表的呼声被采纳，读音统一会以一省一票的方法表决出了6500多字的老国音。

　　和邮政式拼音一样，老国音也是相当混搭。总体上说，老国音采纳了以北京音为基础，但是在中间糅合不少老官话的内容，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别。而在入声的读法上，则有按照南京式的短促高音和北京读书音式的似去声而短这两种处理方法。此外，与老国音配套的注音字母也应运而生。这套注音字母相当流行，甚至于被人改进用作方言的注音，如苏州人陆基就设计了苏州话用的注音字母，效果尚可。

　　但是老国音的推行并不顺利。老国音的杂糅性质使得其很难被人自然地宣诸口吻，因此推广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而对于始终处于混乱状态的民国而言，推广一种普通话显然并不是首要任务。于是，在整个民国初年，主张直接采用北京话作为全国标准语的京音派始终在和国音派争吵不休，甚至发生过学校老师因分属两派斗殴的事情。终于到1920年代后期，老国音被废，北京音取得了标准语的地位。

　　伴随京音派的胜利，民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拼音标准，即所谓国语罗马字。

　　国语罗马字应合了“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思潮，因此创作目的即是为了彻底取代汉字。其特点是用拼写来区分声调，不加附加符号，如“七、其、起、气”的读音分别是chi chyi chii chih，“抛、袍、跑、炮”分别是pau paur pao paw。由于难学难用，也相当不美观，因此使用上非但没能取代汉字，甚至连威妥玛拼音都未能替代。只有诸如陕西、山西这种威妥玛拼音难分的情况下才有一定流行度，现代的Shaanxi和Shanxi之分即来源于国语罗马字的Shaanshi和Shanshi。

　　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标准音已经制定完备，但是战乱频仍，并未得到很好的推广，官定的拉丁方案国语罗马字更是沦为小众文人孤芳自赏的产物。不过经过晚清到民国，包容南北的北京话至此已经彻底建立起语言权威，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通用语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但民国常用的拼音方案如威妥玛、邮政式、注音字母乃至国语罗马字则在建国后被汉语拼音取代，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少有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