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共党史资料》，作者蒋本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晚年周恩来
我自1961年从驻罗马尼亚使馆调回外交部苏欧司工作以后，一直担任中央领导的主要罗文翻译，因而经常有机会随同周总理工作，几乎三天两头，或白天或深夜，被召去为周总理会见外宾担任翻译。在陪同总理会见的无数个外宾中，周总理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会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它是我为总理作的最后一次翻译，也是总理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
那是1975年8月，罗党中联部长安德烈约见中国驻罗大使李庭荃，提出罗共中央执委、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要求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问中国，以同中国党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发展友好关系。安德烈强调说，维尔德茨是党中央第二书记，是总书记的亲密同事。考虑到维尔德茨在罗党内地位较高，又从未来过中国，中方同意了维尔德茨访问中国。
1975年9月5日，以维尔德茨为首、团员中包括罗共中委、国防部副部长兼最高政委会书记格奥尔基·戈莫尤和罗共中联部副部长瓦西里·山德鲁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从河内抵京。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联部部长耿飚、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等前往机场迎接。在赴宾馆途中，维尔德茨向耿飚表示，希望亲自向周总理转达罗党政领导的问候，并要转达一个口信。当时，距总理逝世仅4个月，住在医院的周总理身体已经极度衰弱，本来不允许再进行接见外宾的紧张工作了。但此时的周总理，仍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要为此做最后的努力，履行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同意会见维尔德茨。
1975年9月7日上午，我正陪维尔德茨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北京参观一个棉纺厂，突然中联部接待组组长邢竹芳赶来通知我们：周总理将满足罗马尼亚代表的要求，马上会见他们。这个消息使维尔德茨和代表团的成员们无比激动和兴奋。周总理住院以后，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探望他，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
北京的秋天清爽宜人，和煦的阳光格外令人心情舒畅。中午1点正，我随车陪同维尔德茨和代表团两名团员以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来到紧靠中南海的305医院。当我们走进医院门厅时，周总理已经站在那里等着客人。以前周总理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先期到达会见地点，迎接客人，以示礼貌。这时重病的周总理仍然保持了这种外交礼节和风度。
中方参加会见的有纪登奎、耿飚、郭玉峰、张香山和我们 3名工作人员（我担任翻译）。周总理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以后，就在简朴的医院门厅同客人们合影留念。为了不多耽搁周总理的时间，不使他过分劳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按预先排好的次序，以最快的速度，让全体参加会见的人员排列好。
当时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作长时间谈话的。所以，这次会见本来只计划合影留念，握个手，简单交谈两句。但是，周总理却执意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病魔的摧残，“四人帮”的迫害，夺走了周总理健康的体魄，我看着周总理憔悴瘦削的身影，深陷的脸颊，艰难的步履，心里觉得十分难过。后来听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已是会见外宾前整容刮胡以后的神态了，实际上还要憔悴得多。周总理当时穿的仍是原来的中山装，可是却显得空荡荡的，更衬托出里面瘦弱不堪的身体。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短短的十几米的路程，对重病的周总理来说已显得有些漫长。纪登奎想上去搀扶，但周总理拒绝了，他坚毅地一步一步移动着走完了这段路。
记得自从得了绝症以后，周总理会见外宾时总是让外宾坐松软的沙发，自己坐高沙发椅子。可是这次，周总理坐的是和外宾一样的单人沙发。当周总理走到沙发边时，首先举手请维尔德茨落座，然后自己缓慢地坐了下来。坐时把右手拳指顶在沙发座上，左胳膊肘撑在沙发扶手上，好像在支撑和减轻着微微前倾的身体重量。虽然身体已很衰弱，但周总理思想仍明快深遂，面容慈祥和蔼。他一个个地点名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问候，从罗总统、总理到熟悉的老朋友。周总理还特别关切地询问了当时同样身染沉疴的波德纳拉希的健康情况：“他的病怎么样？听说他也很困难？”当维尔德茨说，波德纳拉希也不大好时，周总理又一次要维尔德茨回去后代他问好。接着，维尔德茨表示非常感谢能有机会会见周总理，罗党领导和总书记本人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祝周总理幸福健康。周总理表示了感谢。当维尔德茨表示，罗马尼亚高度评价罗中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关系，要采取一切措施来发展这种关系时，周总理再次表达中国人民的坚定意愿说，“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很好，今后一定能发展得更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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