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爬得越高,她心中的惊恐、惶惑越强烈,她已经无法驾驭时代,反而被时代左推右搡、难以立足。她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权力在给她带来锦衣玉食,也给她带来她无法负荷的残酷。
我时常在想,假若在《红楼梦》里,她究竟是手段干练、面艳心狠的王熙凤,还是看透了危局、又心犹不甘的贾探春?
所以,对慈禧来说,获得最高权力是大幸,但在这个时代里当权却是大不幸,否则,即使她再暴虐、再奢侈,也都是权力者的标准形象。仅就清朝而言,论暴虐,她比不上雍正;论奢侈,她比不上干隆;论无知,道光跟她有一拼(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那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更何况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位成功帝王,都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然而,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她的名声最臭。
在更多人看来,“嬴政通过贪狼强力、寡义趋利的残酷屠杀满足他变态的虐待欲,武则天则异乎寻常地沉迷于与美少年的性交往。不过,这都是他们生活的次要方面。他们是历史上建立了非凡功业的帝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人们获得的主要印象。”也就是说,这些帝王在历史上都是有建树的,“功大于过”,因此,他们无论多么残虐荒淫,都可以接受。唯独慈禧十恶不赦,因为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割地赔款,一败涂地。
于是,慈禧对内政外交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她在晚年“新政”中推行的法制建设等等,都被一笔勾销,不能再提,否则就是为历史罪人的脸上贴金。胜利者一切都好,失败者一无是处,中国人的极端思维,在慈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慈禧或许不会想到,庚子之败后,她把一大批替罪羊拉上了法场,而事到最后,她自己竟然成了清代历史的最大替罪羊。
她替了谁?她替了干隆,因为干隆在干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拒绝了英使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她替了嘉庆,因为当另一位英使阿美士德来华,嘉庆再度闹得不欢而散,英国人两次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努力失败,才干脆软的不吃来硬的,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打到家门口;她替了道光、咸丰,因为与他们的父祖相比,观念丝毫没有进步,他们对“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也与时代完全脱节。
对此,费正清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平等条约开始于中国普通民众尚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他们仍然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们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这种古老的秩序下,现代的民族主义绝活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权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中国地主—文人学者统治阶级对它的忠诚,并借此镇压一切可能在农村平民中掀起的骚动及反清叛乱。”
在这样的观念下,两次鸦片战争,把大清帝国打得体无完肤,通商赔款还不算,洋人还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山河泣血,满目疮痍,这些历史欠账,慈禧一人之力,如何还清?
此时,慈禧那日渐衰老的身体,已不再是两性冲突的战场,却成了时代冲突的前沿。
当然,慈禧既然生活在这个年代,就要为她自己的年代负责。在她的年代里,不乏曾胡左李这样的中兴之臣,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锐改革者,倘形成合力,天下或有可为。无奈,形成这合力的机缘,都在她的手中一一错过了。
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拼命挤兑李鸿章这些开明的洋务派,甲午战败后却又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后(公元1898年),李鸿章自称康党,可惜早已经靠边站,没有了力挺康梁的实力;而当庚子战败后(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开始了比戊戌变法更加猛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启动了立宪议程,然而,此时康梁早已逃亡国外,死要面子的慈禧又执意不肯为康梁、还有被她杀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开明的奕欣、李鸿章,也早已不在人世。
总之,党争、利益关系,把朝廷分割成无数碎片,让人眼花缭乱,清末的政治版图,终是一盘散沙,任凭谁也捏合不起来。时也,运也,命也。慈禧终归做过一些努力,而她所有的努力,又都在她六十大寿的喜庆气氛中灰飞烟灭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终究,她是一介女流,过于关注自我,眼界不会像我们今天期望的那样深广,她太在乎吃喝拉撒、婆媳关系这些家长里短,还有那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为此,她苦熬了半世,付出了漫长的等待;同时,她又是叶赫那拉的后裔,出生于满族官宦之家,是被传统的权力文化滋养大的,因此也不可能比她的前辈干得更好。
张宏杰说:
“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她的身体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但对她来说,身体就是她冲不出去的围城,无论怎样精心装扮,都敌不过它在岁月中的衰朽,最终沦落到为一具干瘪的尸体,在一场隆重的葬礼过后(公元1908年),被放入清东陵深深的地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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