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律师称中国贪官不怕死:自杀远比判死刑的多

　　在情节重于数额的思路下，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就是一正一反两个鲜明的例子。2009年7月，陈同海以受贿 1.9573亿在当时创下1949年以来全国最高涉案金额。但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悔罪态度良好，还检举他人犯罪线索，故北京二中院对其从轻判处死缓。而早陈两年宣判的郑筱萸，虽然受贿金额只有640万元，却因为“严重破坏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和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北京一中院判处死刑。

　　与陈同海几乎同时受审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由于贪污8250万、受贿2661 万被济南中院一审判处死刑。虽然李在归案后全部退缴了贪污款，但鉴于具有索贿情节、且给国家经济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损失，被告上诉后，山东高院终审依然维持原判。对此，阮齐林的解释是“法院对贪污的处罚往往要比受贿重一些”，“因为贪污是侵吞国有资产，受贿是收受他人财物并相互利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

　　2014 年底公开征求意见的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尚未通过，却已经把情节重于数额的理念贯彻其中。受访的多位学者、律师均认为，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在对贪贿犯罪量刑、尤其是判处死刑方面，刑法修正案(九)有两点明显变化：一是在数额特别巨大之外，强调了“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二是在判处死刑之前，要先考虑无期徒刑。

　　对于即将在立法机关获得认可的第二点变化，司法机关早已进行过尝试。2010年，《财经》杂志曾经统计，在50名具有详细司法审判资料的高官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约10%，死缓的为26%，无期徒刑的为14%，其余50%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九成贪腐官员得以保命。

　　在阮齐林看来，这是对死刑进行特别限制的一种体现。“因为死刑和其他刑罚不同，适用时经常要对反面因素加以考虑。”阮齐林说，但凡能够找到宽恕的理由，法院就应该尽量为被告人免除死刑。

　　“自杀的涉贪官员

　　远比被判死刑的要多”

　　其实，刑法修正案(九)在贪贿犯罪方面体现的改变，本该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实现。

　　当时，刑法修正案修正案(八)的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在立法上部分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调整贪贿犯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草案出炉前，有媒体将二者混为一谈，称“刑法修正案(八)考虑对贪贿犯罪的人废除死刑”。

　　“消息一出，简直是人神共愤。”全程参与刑法修正案(八)修订的卢建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消除公众误解，为死刑废除迈出第一步创造舆论气氛，调整贪贿犯罪量刑标准的议题被搁置了下来。

　　对于刑法学界来说，废除贪官死刑并非不可触碰的话题。早在2003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法学泰斗王作富便在《检察日报》发表文章《职务犯罪死刑立法需要反思和检讨》，结果惹来骂声一片。

　　“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实际上很少直接呼吁废除贪官死刑，我们一直主张的是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曾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辩护的田文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保留死刑的国家，这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贪贿犯罪作为经济犯罪之一种，也在主张废除死刑的范围之内。

　　类似的观点，也在司法机关内部悄然蔓延。2006年，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时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建议除毒品犯罪外，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的其他贪利型犯罪，应当废除死刑。而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全国法院当年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越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

　　对于贪官获死刑，钱列阳始终不认同那是最严酷的刑罚、最有震慑性的预防手段。“有的案件里，你会发现贪官被纪委找去谈话后直接就自杀了。”钱列阳认为，这本身就说明一些贪官不怕死，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几年里，自杀的涉贪官员远比被判死刑的要多，所谓 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2015年的前3个月，接受立案调查的省部级官员又已超过10人。阮齐林认为，在这个多事之秋，出于反腐的需要，考虑到公众对贪贿嫉恶如仇的情绪，继续对“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的贪贿犯罪适用死刑，仍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