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平归国就职铁路文联 因“我反正信了”走红

　　但温州动车事故给了他巨大的改变。他对“媒体朋友们”不再有问必答。他感觉自己一夜之间在舆论面前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与压力，他本人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放大言辞、被丑化的角色，这是他事先没料到的。

　　他终于知道，无论用什么态度，无论想说什么，或想做什么，他都被贴上了标签，动辄得咎。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快把他逼进了墙角，他无力反抗。

　　去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而远赴异国他乡之后，王勇平仍不忘关注偶尔出现的对他的报道，尤其是那些更深层次分析事故原因，以及更理性看待新闻发言人的角色的报道。让他略感宽慰的是，这些报道大都还算客观。

　　但王勇平仍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尽管在波兰郁闷难解一时，但他很快就以开放的心态融入了当地社会，他参与铁组活动，关注平凡人的生活，感受欧洲文化，享受当地的青山绿水。

　　放松之后，他明显比在国内显得心宽体胖了。

　　代表中国

　　刚到华沙那天，王勇平一夜无眠。

　　“既有语言障碍，又有专业短缺，却履中方委员之职，又领铁组副主席之衔。如何不负期望，报效祖国？还有对过去岁月的反思，对国内亲友的留恋，便觉得月冷夜长，竟然少见地多愁善感起来。”王勇平后来如此记录了他在新的工作中的紧张与不适。

　　铁路合作组织，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位于波兰首都华沙。作为规范欧亚大陆铁路直通联运和多式联运，以及不同轨距铁路运输系统间技术协作领域的专门机构，现有27个成员国，只不过有两个国家，古巴和阿尔巴尼亚，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不参与铁组活动。现在在铁组委员会的大厅里依然挂着包括这两国在内的27面成员国国旗。

　　铁组主席由所在国波兰的委员担任，铁组副主席由俄罗斯和中国的委员担任。

　　除了成员国，铁组还留下了观察员的交椅，比如德国、希腊、法国、芬兰等。甚至有时候观察员国比成员国还积极参与活动。

　　王勇平作为铁组中方委员，同时也是铁组副主席，参加的首次办公会议议题是铁组委员会办公室的搬迁问题，因为房屋年久陈旧，要大修。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小事一桩，他们不仅作为重要的议题进行讨论，而且还在会上讨论得热火朝天。

　　铁组的定期会议反映了欧洲人的性格。王勇平认为有点“一根儿筋”。铁组委员会所有委员一律平等，所以定期会议上，谁想吵都可以吵，想与谁吵就与谁吵，一年至少大吵大闹六次。各方固执己见，毫不妥协的劲头，让人感叹。一次关于一项工作到底应该由哪个专业委员会来负责的问题，两个专业委员会主席吵得不可开交，口才都很好，只是风格不同，再加上助阵的，劝和的，一场混战，“至于谁胜谁负，我最终没闹明白，只是觉得吵得很精彩。”

　　“刚才还在定期会上吵得一塌糊涂的同仁们，会一散，又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一块儿喝啤酒去了。”这样的事在波兰时有发生，王勇平觉得他们其实单纯可爱、耿直可交。“尽管他们的脑瓜不灵光、不活络、不妥协、不变通、认死理，但是，客观地说，也不用担心他们会算计，与他们打交道心里踏实。”

　　高铁骄傲

　　有了比较，才有了鉴别。走出国门，才知道骄傲。

　　王勇平代表铁组从华沙乘火车到莫斯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华沙至莫斯科1300公里，列车在树林里穿行。

　　波兰铁路采用的是国际标准轨，而白俄罗斯采用的是宽轨，一趟列车行走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轨道上，来往都要换轮。乘客不用下车，待在列车上等候工人们的作业完成，时而被吊起来，时而又被放下。车库换轮一停留就是半个多小时，抵达莫斯科，已经过了22个小时。

　　“为什么中国铁路运输时速都开到300多公里了，而你们这趟国际列车却还在时速不到100公里地磨洋工？”王勇平在国外才越发为自己祖国的铁路发展感到自豪。

　　在俄罗斯，作为铁组委员会副主席，也是铁组的中方委员，他向大会介绍了铁组的工作，同时也在会上介绍了中国铁路发展的状况。与会人员都非常关注他对我国铁路的介绍，甚至忽略了他代表铁组参会的身份，都直接询问有关中国铁路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铁路发展太迅猛了，简直是铁路发展史上的奇迹，不仅是中国铁路的骄傲，也对世界铁路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乘着这个机会，王勇平考察过欧洲多国的铁路发展。他认为，中国高铁在国际上是先进的，是足以让我们为之自豪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